论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公示与告知义务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关于规章制度"公示或者告知"义务的规定存有漏洞,依目的性限缩方法,用人单位履行公示义务不足以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应当履行告知等义务。违反公示与告知义务将影响规章制度的效力,这与法律法规的生效情形不同: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存在可选择性、可推知性、主动获知义务强度、负面影响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故法律法规采"一体生效主义",而可能对劳动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规章制度宜采"各别生效主义"。此外,对于资格条件型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违反公示与告知义务的,应对劳动者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可相当于劳动者重新就业的成本。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对矛盾基本属性的认识是其对外开放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时代特征 ,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的深刻、准确、全面的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对外开放理论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同一的辩证关系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关于科学精神的思考

科学精神随着科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经历着时代的变迁 ,本文对此做出历史追述。     

西藏地方与清王朝早期关系的历史演进

17世纪前期,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互遣使者到隶属统治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迅速地自然演进的。它是由中央政权更替的历史局势决定的,也和满、蒙、藏文化的相似性、相融性是分不开的,是当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莎士比亚戏剧并不像西方有的学者所说是基督教戏剧,它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力量与自由意志。但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确又具有基督教意识,我们无视它也是不客观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具体体现为对原罪和上帝意志一定程度的认可,对基督教伦理规范的强调,对超验——超越现世存在意义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与对峙。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同时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定的,经表象系统形成学理意义,并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职业能力结构视野下高等学校学风建设

现有的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研究主要着力点在于提高大学生学习的成效,过于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有悖于高等学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初衷.美国职业生涯规划师辛迪·梵和理查德·鲍尔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职业能力结构视野,根据新的理论框架,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内涵应大力拓展与延伸:丰富学风建设的原则;开展学风督导、第二课堂与团学活动“三位一体”建设;重新修订学风建设的制度设计及考评体系.     

夫妻相见不相识

1949年10月,我随西北南下工作团南下,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于年底到达四川。1950年3月1日,我转业到地方,为巩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继续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国事、公事大于个人的事情,不愿意为私事向组织张口。虽然有探亲假,但我都主动放弃了,直到1955年年底,我才和妻儿团圆。     

试论冯梦龙“三言”的道德教化作用

“三言”是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它包括《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作品，后人合称“三言”。因其作品大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所以能更直接、更深入地反映当时及其以前的社会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心声。结集刊印之后，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由“三言”的书名，不难看出作者收集这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意图所在，“所篆《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恒则习之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围绕环境法制建设、环境政策规范和环境管理体制三个主要方面精准发力,环境立法逐步走向健全,环境政策规范不断完善,环境管理和执法效能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取得了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垂直管理与统一监管相结合、坚持刚性约束与多元激励相结合等若干工作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仍需在制度内容丰富完善、制度整合衔接和制度执行落实等方面持续发力,协同推动生态文明制度的效能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