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

“率性”与“作圣”：少年胡适受学经历与胡适其人罗志田胡适一生，从他自己所说的“做人的训练”到终生职业道路的选择，都有父母亲的深远影响。胡适一进学堂，读的就是父亲胡传自编的《学为人诗》，也就是胡传希望他的儿女学习的“做人的道理”。诗的第一句是“为人之道...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     

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

从清季开始,在中国的思想论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大革命”观,即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存在而可分割的,即革命可以分解到多个时段、各个领域,并积少成多,以成其“大”.这样的广义大革命涵括了政治革命,又超越于政治革命,体现出明显的非暴力倾向,而与全面、彻底的改良相通.正因此,革命造成的改变可能探及根本,导致天崩地裂的文化大转换,因而是划时代的.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和功能大幅度扩展,而民间则一再退缩。勾勒这一倾向在清季的兴起和推进。简述国家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转变,侧重"国进"冲击下社会的巨变,特别是以"道"为依据、以士绅为主导、以公产为基础,由各种公共会社构成的公领域,在国家步步进逼下被迫淡出。造成一个根本的转变,即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逐渐转化为政府职能,落到国家头上了。在国家和社会各自及相互的转变中,国民也面临着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不能不重新定位其与国家、社会的相应关系。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变化进程,也明显受到"国进民退"的影响。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一次宁静的革命: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怀念隗瀛涛老师

上一次写到隗老师,还是为了祝寿.不过十年,却是要纪念了!时过境迁之意,竟如此无情,今始顿悟!呜呼,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本想写一篇正式的学术文字,请隗老师检核,看看学生的学业是否有进展.会议主办者指示:以写个人之间的交往更合适.自然遵命.     

《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山海经》是否可以用为可信的史料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将其运用到古史研究之中是民初“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实此书在晚清学者常备的《书目答问》之中已属史部 ,且已较多为清季学人使用。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旧籍在近代中国学统里的沉浮 ,探讨民国新旧史料观的错位、传统观念怎样在“现代”学术里通过转换表现形式而延续、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传统之中断与更新等问题。     

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

我刊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所载曹树基先生撰《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学者认为,该文引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各学科交叉融会的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如何在不同学科之间和中西之间进行学术对话？应当遵循怎样的学术规范？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４日在京召开了以“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为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山东、北京的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我们约请部分学者撰写了下面一组文章,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

近代帝国主义实施侵华行为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或限定了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 ,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 ,又是与西方标准相异的中国秩序之构建者和维护者 ,扮演着改革推动者和既存秩序维护者的双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