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旧文新解二则

对古籍或历史文献中那些今人看来毫无意义甚至可笑、不近情理的部分 ,是不予理会甚或拒斥 ,还是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 ,可以得到相当不同的结果 ,后者可能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对往昔之人及其表述 ,既应明确其是与我们不同的“他人” ,又要尊重其特有的思想、风俗等习惯 ,通过论世以知人的方式了解往昔。故解释古书最好“不改原有之字 ,仍用习见之义”。     

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国学"或"国故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这是困扰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人的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中国的"国故"整理使之能够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西学分科;而后者又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这又违背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其实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     

经济学挑战什么“历史［学］”？

经济学挑战什么“历史［学］”？罗志田最近看到盛洪先生的大作《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东方》１９９６年１期），很受启发。除了文章中间时常过强的价值判断外，我个人对盛先生的主要观点和许多论证，都非常赞同。特别是盛先生关于中国在近代的军事失败“主要应归咎于...     

以平常心见证历史时刻

疫灾从来不会长久，现代科学的能力尤其可以缩短其猖撅的时间。依靠文化和学术等方面的修养，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可以做到“临危不乱”。危难之时反思从天人关系到大学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或可成为“变坏事为好事”的开端，以收多难兴邦之效。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蓄势骤发的五四学生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蓄势待发而被瞬间点燃的运动,其所蓄之势是多方面的,且有远因有近因,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最直接的近因就是民初尝试共和期间种种希望和失望的轮回更替,使不少学生处于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而以新思潮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则推促了青年的失意和烦恼。这些蓄积虽非一日之功,最后的"引爆"仍是突然的。而此后新的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等新因素的进入,使学生运动是否"有组织"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本有社会基础的"自在"组织模式逐渐被有"主义"有领导的"自为"组织标准所取代,使学生运动的本事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也使五四运动的偶然与不偶然成为需要斟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