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世界说中国：梁漱溟言学问的窘境

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权势转移就是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至少部分失语，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得不借世界以言中国的新取向，梁漱溟就是一个代表。他是后来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又有意代中国“旧化”出头，却欲尊西而不通西学，虽尊孔而不甚知孔，面临着表述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双重尴尬。然而他明知自己不具备讲述中西学问的基础，还是要挺身而出，因为他试图从文化层面解决中国问题，不能不言及学问，希望在中西互动的进程中重构一个可以自我表述的文化主体。     

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 富而活跃的动态。与那次争论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是“空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一旦实干成为 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 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 束,甚至自我否定。     

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

清末民初经学和史学曾一度易位,前者从学术中心滑向边缘,后者则走向中心。导致这一易位的因素很多,从外在世局对学术的影响看,道咸以后时局趋乱导致时人对整体学问和不同学术门类地位的认知发生转变,经世之学受到注重。乱世也使得本来承担着资治功能的史学显得更为有用,科举考试的改革更强化了史学的地位,有意无意间出现了从通经致用到通史致用的转向。     

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很不一样的变态。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新事物,特别是"国、族"关系与"国、民"关系,有着远更丰富的层次和表现方式。国民革命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转变,不妨与北伐前的"民国"分别看待。总体上,似可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发展中的共和制"国体"。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一以贯之",过去对此的理解大体有"以道言"、"以行言"及"以知言"几种倾向,前者最占上风,而朱熹则最能从孔子的立意及其立言的行为进行探讨。在思想解放、经典淡出的近代,章太炎更多从"以知言"的角度诠释孔子的一贯说和"忠恕"的指谓,胡适进而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门的方法论"。这些颇出新意的理解和认识引起了梁启超、柳诒徵等人的争辩,揭示了在一个思想和学术典范转移的时代,各式各样不同见解和取向之间充斥着的紧张、冲突与竞争。     

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

在民初趋新学者的认知中,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机构有三类,即赛先生的“国学”、冬烘先生的“国学”和神怪先生的“国学”,分别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无锡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的国学专修馆为代表,前者总试图区分于后二者。但当时还有一些较难纳入这三类的国学机构,比如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就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异中有同。而更年少的新人物甚至连北大派国学也不予承认,他们认为治国学者皆不“科学”。与趋新学人意愿相反的是,由于各类国学机构研究的对象接近,整理国故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沟通新旧的作用;但新派对旧派有意识的排拒远胜于基本是无意识的沟通,“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论束脩》商榷

《齐鲁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刊出《论束脩》一文,以为《论语》中的束脩是束发修饰之意,虽本旧说,但论述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实不敢苟同。今不揣谫陋,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就正于《论束脩》的作者与学界同人。至于该文引用材料中错标点、错漏字等共达十六条之多,拟另文专为校正之。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废科举前，取士的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科举制废除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而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也逐步呈现非常规化，出现了“游民”和“饥民”这类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