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想信念的几点思考

2017年3月30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持召开了“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座谈会,现将有关同志的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在推进延安精神研究会建设与发展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

一、关于研讨会的基本情况 在中央党校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在云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热情组织和服务下,经过全体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会议开得圆满成功。这次会议,有这样三个特点：     

村以下工业统计方法初探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村以下办工业已经成为工业经济新发展热点,其在整个工业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如我市1996年村以下工业户数已近5万户,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5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5％。而现行的村以下工业统计大多采用年终一次性全面调查的方法来搜集资料,由于其户数众多,且行业分布广泛,又没有必要的人、财、物保证,加之层层考核等因素,使村以下工业主要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而改革现行村以下工业统计方法已成亟待解决的课…     

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综述

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经历了起步和发展阶段。学者们在研究其内涵的基础上,认为非均衡发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经费投入、幼儿园数量、师资水平、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等方面,导致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既有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有政策引导和质量监管方面的因素。因此,应尽快制定适应我国国情的学前教育法,发挥政府统筹协调职能,规范财政投入和资源分配机制,建立均衡优质的幼教队伍,促进城乡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从布帛到黄金：试论古代东亚的国际货币

日本遣唐使入唐后获得书籍的途径多种多样,等价购书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东亚古代货币史一直是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虽然国别货币史研究已有丰赡的学术成果积累,但有关东亚各国通用的国际货币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宋明时期中国货币的域外流通,很少有人论及隋唐时代东亚朝贡贸易圈内的通用货币问题。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从8世纪开始,遣唐使就携带大量黄金到中国消费,给唐人造成日本盛产黄金的印象,这一印象又通过唐人传给伊斯兰商人,从而促使9世纪黄金之国“外克瓦克（al-Wāqwāq）”传说在亚洲的流行。事实上,日本到8世纪中叶才首次发现黄金,之前百余年的黄金消费完全依赖进口,之后约半个世纪所产黄金仅供内需。公元804年派往中国的第18次遣唐使首次携带黄金在中国作为货币使用,而整个8世纪东亚流通的货币是布帛,这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引进中国的“租庸调”制度密切相关。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外国文学选本编纂与 “现代派”的接受及其合法性问题

现代派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接受上存在着两极现象：一方面是理论阐释上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广泛阅读,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深入人心,早已跳开了理论阐释上的限制。这样一种复杂情况,在外国文学选本的编纂中有集中呈现。虽然编选者意欲通过选本的前言、后记之类介绍文字设定读者阅读接受的方向,但事实上随着阅读接受语境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接受上的偏移现象产生,现代派正是在这种阅读接受上的偏移中逐渐站稳脚跟并获得广泛认同的。     

文明与野蛮之间——百越民族一组独特风俗的文化功能分析

一、"断发文身"透视A、从华夏族的评估谈起在百越瑰异奇特的民风族俗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莫过于"断发文身"了.《谷梁传·哀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汉书·严助传》也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在中原华夏史官的笔下,"断发文身"几乎就是"蛮夷"不开化的同义语.实际上,"断发文身"的表象后面,深藏的正是古代越族独特的价值观念;而透过中原史官的评估,揭示出来的就是古代东南越族与中原华夏族两大价值体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的形成过程

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迫切要求在研究这一遗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以完整的观点对待这一遗产.对作为《资本论》有机组成部分的《资本论》第2卷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内容及其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并了解它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所作出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贡献,就是他在《资本论》第2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第1卷的来源是1857一1858年的手稿,这是《资本论》的初稿.其中已经包括了属于未来第2卷的相当广泛的材料.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对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两化融合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变量，而是具有“方向（耦合程度）”和“大小（增值能力）”的矢量特征，并且信息化和工业化也是具有矢量特征的。研究发现，2000-2014年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耦合程度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值能力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信息化、工业化的带动；但各省市区增值能力的差异性远大于耦合程度的差异性，其区域发展本身的差异性应是重要原因；东部地区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均处于最高水平，中部地区耦合程度低于西部地区，但是增值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从两化融合增值能力的动态分解看，工业化、信息化增长所带来的增值效果大于耦合程度提升带来的增值效果，两化融合静态增值能力（I型增值能力）和两化融合横向增值能力（II型、III型增值能力）均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两化融合纵向增值能力（IV型、V型、VI型增值能力）却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态势。未来政策导向应突破静态耦合程度的束缚，全面认识两化融合的双重性质，辩证地看待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