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主题的环境伦理精神分析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世博史上影响最大的绿色世博会,充分挖掘和弘扬上海世博会主题昭示的环境伦理精神,对于后世博时代推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价值。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反思和解答＂城市发展之谜＂时所彰显的环境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主张绿色低碳的生态化发展理念;二是倡导节能减排的绿色发展方向;三是强调和示范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上海世博会主题积极倡导和展示的环境伦理精神,为人类城市的更新与可持续发展、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辽宁地方政府科学发展决策机制研究

科学决策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最具决定性措施,也是政府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和成败的关键,它决定着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与效益,各级政府都应把科学决策放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位置。辽宁省作为中国改革多项举措试点省,各级政府要不断建立并完善科学发展决策机制：一要确立科学化选人用人机制;二要以科学决策推动科学发展。     

逍遥恶乎待,隐机万物齐——论黄瑞云解庄策略

正黄瑞云先生治老庄经年,《老子本原》两版后又出修订,《庄子本原》则因种种机缘,延宕至今(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此书难产,固不乏经济因素,但更因阐释繁难,让撰者大费周章。好在成书久则悟理深,悟理深则绎意透。两书体例大致相近,长序揭示主旨,题解、原文、校释和评说,浑然一体,组成主体阐释结构。稍有不同者,《庄子》文字错讹愈甚,义理亦更晦     

略论调整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

调整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虽然具备了一定的雏形框架，但是，其内容甚为缺乏。国际性教育法律文件所调整的对象比较单一；作为“补缺”性质的教育服务行业规范也正在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惯例演变，尚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构建调整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必须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尊重各国教育服务发展的多样性；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法律必须具有兼容性；加强教育服务贸易国际法律制定过程中的国际合作。     

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的政治思想特点研究

政治思想是确立和巩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武器,深入研究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的政治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其政治思想建设,对坚持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新时期民主党派成员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政治思想主流健康向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央方针政策,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增强.但是,也存在着思想意识多元化、政治共识和政治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加强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提升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意识与组织意识,成为当前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脑梗死患者隐性误吸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脑梗死患者隐性误吸的危险因素。方法于2015年1月到2015年12月间,在我院选择60例脑梗死发生隐性误吸患者(发生组)和60例脑梗死未发生隐性误吸患者(未发生组)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统计脑梗死患者发生隐性误吸的危险因素。结果发生组患者年龄≥70岁、脑梗死部位为单侧大脑半球其他部位、有吸烟史、慢性支气管炎、有义齿、自主进食、吞咽X线荧光透视检查吞咽模式为异常发生率分别为66.7%,91.7%,56.7%,58.3%,61.7%,48.3%,95.0%;与未发生组相比明显较高,P0.05。发生组患者性别、有无合并症分布状况、饮酒史与未发生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患者年龄≥70岁、脑梗死部位为单侧大脑半球其他部位、有吸烟史、慢性支气管炎、有义齿、自主进食、吞咽X线荧光透视检查吞咽模式为异常是脑梗死患者发生隐性误吸的危险因素,临床需加强对存在上述危险因素脑梗死患者的护理,积极预防隐性误吸的发生。     

论票据贴现后持票人的票据退还请求权

票据贴现后,若承兑人出现财务危机,可能面临票据到期无力付款的风险。依票据法原理,在票据无瑕疵且取得票据合法的前提下,持票人享有到期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而票据退还请求权显然不是票据权利,无法根据票据关系推导出这种新型权利。因为票据贴现时,贴现人并非仅是对贴现申请人的信赖,而是对票据出票人乃至前面所有票据签章者的信赖。但当票据未到期,票据贴现人可能面临损失,则其可以根据票据贴现协议的约定——票据原因关系,确定是否享有票据退还请求权。     

西夏文的姓名结构与人物族属的判定

西夏文献中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不同:汉式的姓名和梵式的名字全部音译,藏式的名字全部意译,党项人的姓表音而名表义。利用这些特点可以判断人物的民族属性,从中可以知道作为西夏后族的梁姓和曹姓贵族是党项人,而非此前学界估计的汉族人。对不同民族人名的处理方式有少量例外现象,是因为有些汉族书写者并不懂得党项人名的实际含义,而有些西夏文书写者也不懂得吐蕃人名的实际含义,他们都是仅凭听觉进行音译的。     

“幸福”的生成与阐释——基于《青鸟》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考察

1908年,莫里斯·梅特林克发表了剧本《青鸟》。1913年,乔治特·莱勃伦克将其改写为童话。童话《青鸟》消解了原作“青鸟”意象的多义性与含混性,凸显其与“幸福”的关联。1921年,童话《青鸟》传入中国。“青鸟象征幸福”之说正好契合了茅盾等人将象征主义与“为人生”理念相调和的文学主张,顺应了当时儿童读物的教育意图。此后,《青鸟》被译介、改写乃至重写的历史,也是“青鸟象征幸福”不断生成与阐释的过程。“追寻青鸟”的历程多被简化为“追寻幸福”的教育实践。随着童话《青鸟》被视作儿童文学经典,“青鸟象征幸福”之说更是被固化为“常识”传递给儿童受众,大量副文本围绕此“常识”而被生产。这种遵循语文课程标准改编名著的实践,虽然契合了市场消费的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剧本《青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诗性意义与现代诗的解读——关于马利坦诗性意义美学理论的阐释

诗性意义是马利坦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利坦的诗性意义由两部分组成,即理性意义和非理性意义.理性意义也就是诗歌的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非理性意义包括诗歌的想象性意义和神秘的音乐意义.马利坦从诗性意义的角度,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较挖掘了现代诗多义朦胧的深层原因,对于我们重新解读现代诗非常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