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及国际竞争力分析

创意产品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新的增长点。以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创意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总体发展良好,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创意产品进出口结构在动态调整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发展不平衡、创意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内地创意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建议可以从加大创意产品贸易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创意产品贸易结构两个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走动式管理”对高校辅导员能力建设的启示

在介绍和总结“走动式管理”概念起源、发展和优势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该管理模式对做好高校辅导员工作的借鉴意义,提出要坚持四个“必须”、四个“做到”,并进一步指出：构建“走动式管理”工作模式,做好辅导员工作,需要在培养敏锐观察力、培养亲和力、成为“多面手”等方面加强辅导员自身能力建设。     

关于温州服饰应对欧洲市场反倾销的思考

近年来,温州民营企业外贸出口发展很快,企业出口产品涉及贸易纠纷案件也逐年增多。反倾销给温州许多中小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进入到国外市场,若不作相应调整,外国对我国的反倾销力度定会随之加强。如何防止我国产品频繁遭受反倾销已经成为一个摆在我国许多中小企业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同时也是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中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美企业成本管理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立足,如何加强成本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进行了很多年,虽有一定收获,但还不成熟,存在较多问题。在成本管理方面,美国企业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其成本管理方法值得我国企业借鉴。当然,基于我国目前国情,完全照抄照搬美国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是不可行的,我国企业应在学习中不断创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FDI溢出、吸收能力与东道国IT产业的发展

通过构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IT产业的Bertrand博弈竞争模型,探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行业特征、知识产权等微观、中观、宏观因素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利用,并以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竞争充分的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FDI溢出效应和技术转移的有效机制.东道国变量对处于不同分位的FDI溢出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具体而言,研发投入对FDI溢出的正向影响在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FDI的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存量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动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大虽能促进FDI的流入,但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网络效应对FDI技术溢出具有较小但平稳的正向影响.     

法律经济学在美国:过去及其未来

美国首次法律经济学运动始于 19世纪 80年代 ,但当代法律经济学发端于 2 0世纪 6 0年代 ,以科斯定律为其基础。法律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检验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 ,强调从事前角度考察法律规则。微观上填补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理论空白 ,对私法和公法进行一致性解释 ,扩大经验性研究 ,修正理性选择理论 ;宏观上加强对制度和社会安排演进的详尽研究 ,是法律经济学在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三大评价标准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引发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至今,20余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不断思考,历经三次重大的理论进步.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到"三个代表"标准,标志着我党思想上的不断解放和理论上的不断成熟;体现出真理标准-价值标准-实践标准的逻辑轨迹;反映出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中的高度统一.     

论《欧奴诺可》中的女性意识拓展

《欧奴诺可》是欧洲第一部描写美洲题材的小说,作者贝恩通过这部作品在文体结构、现实主义美学以及叙事视角方面实现了女性意识拓展,以及小说文体创新,并由此促进了英国现代小说诞生。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成因浅析

四川农村合作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西方合作主义逐渐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的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合作政策的产物,也是“防区制”瓦解后,振兴衰落农村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川政统一”也为川省农村合作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