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产业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增长效应研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中国的产业发展水平在空间上也极为不平衡。我国的区域差距之所以不断拉大归根结底在于各地区制造业区位商不断分化的结果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产业的形成模式与培育路径

目前.中国汽车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软肋日益暴露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培育自主品牌汽车,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崛起和走向汽车强国的重要路径.笔者认为,自主品牌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需要给予正确的解释.而培育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更需要抓住关键的抓手和切入点.基于此,论文以自主品牌的基本内涵为分析起点.综合剖析了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形成模式和衍生层次,在对自主品牌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全面评价的基础上,指出了培育自主品牌汽车的三类元素,并对它们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2004年中国（上海）金融形势展望——中国金融业驶入快车道

2004年,中国金融业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上海在全力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如何作为,倍受世人关注。为此,2003年11 月18-1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召开了“2004年中国(上海)金融形势分析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认真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矛盾问题、走势趋向和战略对策。这里摘选部分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     

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逻辑关系与理论建构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命题。科学阐释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条件,对于精准回答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路径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确立关联、制度和策略三大理论标尺,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逻辑联系,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能力为之且行得通的战略构想。在此基础上,研究还发现以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从全民共建到要素共创的发展历程,目前正在经历从机会共享到全面共富的发展演化。其中,要格外关注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和有为政府的组合搭配。     

互联网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与货币政策启示

从广义信用创造的角度,现有互联网金融体系已能够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通过拉长信用链条和多次证券化实现倍数化信用创造,从而给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带来新的挑战:①狭义的货币供应量无法体现互联网金融创新产生的广义信用,央行需要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②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总额控制等货币政策工具效力减弱,未来的调控手段更依赖利率调控;③互联网金融体系增强了社会信用扩张的内生性,其信用创造的相关指标可以作为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参照。     

中国区域消费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区域差距的变化 ,消费规模以及消费结构会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区域性的消费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演进的结果 ,也是促使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基于此 ,笔者将从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分析入手 ,从深层次揭示我国区域消费的空间特征 ,以期为制定出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提供切实可靠的实证依据。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对我国改革开放若干年来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以及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量化统计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揭示我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出指导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政策重心,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诊断与四元治理假说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体制转型往往是欠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增量发展,但服务业及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依旧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病"是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联系的,并在形式上表现为外资排斥本土、计划排斥市场、工业排斥服务业、低端排斥高端的现象。由于四大排斥效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性问题,就使得单纯以"强化市场竞争"或"加速对外开放"为目标的分类体制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认真探究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的微观动力学内容,正确处理以四元主体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垄断国企与竞争民企"、"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四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医治服务业"体制病",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不仅仅是价格和市场结构乃至产权关系的改革,更需要形成以"四元治理"为核心的体制变革思路。     

财富集中与中国经济改革--对"郎顾"之争的思考

最近,素有"民企杀手"之称的郎成平教授通过对大量数据的举证,公开地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进而指出在中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必要停止目前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以此为起点,一场关于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如火如荼的开始了.本文认为,"郎顾"之争不仅仅是对中国国企改革负面效应的思考,也不仅仅是对自由主义学派"杀贫济富"改革理念的抨击,更是对中国26年改革历程的重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