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论《西厢》、《琵琶》、《牡丹亭》

陈继儒是明末著名的杂家、戏曲批评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色采，强烈地呼吁个性解放．他有关《西厢》、《琵琶》、《牡丹亭》三剧的批评，实际上对传统文化，尤其对传统道德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与罗杭烈、张人和两位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发了张人和《<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一文。作者认为此书非汤、沈二人合评,这是对的。但作者认为这是“诸家评注的杂烩”,却是不够实事求是,而且把关键问题回避了。因为引前人的题评是中国评点本的传统,借用前人评语,或对前人评语作分析,都不应该认为是“杂烩”。退一步说,即使是“杂烩”,系何人所烩,亦即何人下厨司庖,也不能不谈。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和隐逸思想

中国古代隐士有一大批,陶渊明仅是其中之一,但其知名度十分突出,原因是他所作传世诗文颇多,对于隐居思想根源时有流露,人们可以从中进行探索、研究.<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可能是其最重要的篇章.<桃花源记>写了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但其中并无作文吟诗之文人,反映了陶渊明内心深处的极度苦闷.     

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

元代隐士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元初的隐士大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感情,不愿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后来的隐士则从穷则善起身,达则兼善天下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发,觉得还是在野比较自由。还有一种人本来在朝为官,后来被罢斥或者遭遇挫折而归隐田园。他们所写有关归隐内容的散内思想感情各不相同,绝不能用出世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对于隐士,对于散曲,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还有关汉卿,从他的剧曲和散曲来看,也很可能是隐于勾阑的一位隐士。     

《西厢记》版本二考

一陈实庵及其批点本《西厢记》考清代毛先舒在《诗辩坻》卷四中说: 《北西厢》古本,陈实庵点定者为佳,别本多所改窜,浸离其故。如《董西厢》“我甚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语颇妙,而实甫仍之。俗本改“现”作“院”,与上“家”字偶,必欲为村塾联对耶。又如易“东阁玳筵开”为“带烟”者,亦复类此。又如易“马儿(屯廴)建行”为“逆逆行”,穿凿可笑,此类正多。至于平去入三声,虽有阴阳,而作者笔墨所至,亦不尽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际,乃悉用纤微绳之,因以窜易古本。诞哉。     

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廂记》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的《西厢记》是解放后新发现的明刻本之一,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即定名为《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上海古籍书店当时请赵景深先生写了一篇跋文,此文赵景深先生后来也收进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戏曲笔谈》一书(1962年)。赵文对何璧的生平以及所校刻的《西厢记》的特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对何璧所采用的底本也作了探索。我根据新获得的史料,对赵先生的介绍、分析和探索有所订正和补充。兹分述于下:     

话剧的民族化与方言问题——为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纪念而作

本文概括了中国话剧九十年的发展里程。认为１９０７年的“新剧”首先在上海萌发为中国话剧的幼苗,“文明戏”为中国话剧的初级阶段,“国剧”运动表明话剧传入的多样化。其间,从方言与职业的对号入座,开始民族化尝试,到兼说多种方言的通俗话剧继续到“文革”之前,开放后的特型演员仍在说方言,以及外国所出现的多种对话同时并用的话剧,充分说明同时采用多种方言是现实变革的需要,是以社会生活为依据的,并非哗众取宠的手段。从而揭示了中国话剧与方言运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中国话剧之所以保持生命力的历史原因     

顾允成为海瑞辩诬是东林党政治斗争的嚆矢

海瑞于一五八六年(万历十四年)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时,曾受到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的诬陷,经过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太仆卿沈思孝、吏科给事中张鼎思、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诸人先后反复上疏,揭露房寰的贪脏枉法罪行,力辩海瑞的正直无私、大节凛然。最后朝廷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免了房寰的职。一个南直隶提学御史,职位并不高,为什么竟能够和三朝元老海瑞分庭抗礼?朝廷又为什么迟迟不加处理?为什么这一事件后来又给朝廷以强烈的冲击?发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朱明王朝神化刘伯温的历史过程——兼谈《烧饼歌》产生的几何轨迹

(一)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起和衰落,都是有其主客观的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在古代,人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这一切。像司马迁、魏征、司马光这些杰出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作了一些精辟的分析,但也免不了有他们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长时期封建迷信的毒害,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知识的贫乏,也会有意识地编造出种种离奇怪诞的神话,从而证明自己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最正统的统治,以此麻痹群众,欺骗群众,要他们俯首贴耳地接受统治、剥削和压迫。这一种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舆论。就其内容而言,大抵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自然界的观象,诸如凤鸣歧山作为周代兴起的祥瑞征兆,     

评槃■硕人《西厢定本》的校订和增订——敬质王季思先生

一、版本依据的迷雾明代人校刻《西厢记》总是找几部刊刻时代较早的曾经名家校订的版本作为依据,或者用托古改制性质的手法,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动体例或曲文时,也佯称以某某善本为依据。清代从金圣叹开始,校刻者就直言不讳地宣称本人作了那些重大的或细微的改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