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意义、争议与相关政策取向

经过广泛征求各方建议和长期的审议过程,《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颁布,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在多次讨论审议和颁布实施的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

本文根据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用工调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即户籍制度的存在造成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过高,以及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获取利润。从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趋势观察,本文提出了改革的紧迫日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降低迁移成本,通过发挥工会组织功能发育新型的工资形成机制,通过政府职能的发挥改善整体劳动环境和劳动关系。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长期性、效应和政策

本文作者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的角度透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对经济转型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作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不仅是伴随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规律性现象 ,而且会由于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特殊艰巨性而长期存在。它不仅具有一般的发展效应 ,而且是解决多年累积的“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对劳动力流动的正确管理 ,以及旨在疏导的制度改革 ,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

一、引言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

文章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态势进行了分析,做出劳动力短缺趋势的长期判断。劳动力短缺的可能经济后果,涉及劳动力成本从而比较优势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引进外资的吸引力、人口红利的持续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文章最后对必要的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以为未来的劳动力短缺时代做足准备。     

论就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文章在揭示中国严峻就业形势的基础上,从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阐述充分就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赖于就业的扩大,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等命题,论证就业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     

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事实和政策涵义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关于就业统计的疑问,文章从就业增长、真实失业水平和劳动参与率变化等方面,系统考察统计数字的一致性问题。文章揭示了下岗与登记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按照国际通行定义计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公共政策建议,即用树立就业优先原则统领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清除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不利于扩大就业的政策与规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实施积极的就业扶助政策,帮助特殊的一代人顺利实现转轨。     

市场经济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人口流动是一种基本要求。其实,从中国经济改革伊始,户籍制度改革就已经悄悄地进行着:首先是家庭承包制释放出大批的劳动力,转向农村和城镇的非农产业,随后形成了数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从进入21世纪开始,户籍制度改革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不仅2万多小城镇全面放开户籍控制,许多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也大大降低了落户条件。人们形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