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斯贝尔斯的中国之思

本文就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中涉及到的中国问题作了相关梳理 ,从历史的起源、历史以及悲剧意识几个方面探究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的描述。本文认为 ,轴心期中国历史时段丰富的精神气象为雅斯贝尔斯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了一个经典意象 ,雅斯贝尔斯对中国历史的片断描绘 ,根本上未能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意识 ,其对中国的言说 ,与事实上的中国是两码事 ;本文认为 ,雅斯贝尔斯对中国缺乏悲剧意识的论断 ,固然有可商榷之处 ,但总括而言不无道理 ;雅斯贝尔斯对中国儒教的否定 ,应该是儒学复兴课题有所应答的一个方面。     

大力发展老年文化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老年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老龄工作的重要内容。“创造与共享——首届全国老年文化高峰论坛”在美丽的青岛市隆重开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谨代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向高度重视老龄工作的青岛市委、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编制》课程项目化教学改革探索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编制》课程是高职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为实现高职教育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更好地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并结合行业、企业工作过程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能力要求,选择了典型产品作为教学项目,实施了项目化教学改革。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浅谈数学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创造性是思维的灵魂,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创造性思维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我们应该更新观念,改进教学模式,抓好课堂主阵地,,注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使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高素质、富有创造力,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世界竞争的需要。     

走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不是首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即“放土不放权”,而不是象有些地方把农民放弃土地权益作为置换城市户口的前提.为此,笔者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浅谈如何提高电工技术实验教学质量

面对电工实验教学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我们采用现代的教育理念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利用原有的教学资源来进一步的整合,实现课堂氛围的改善和教学环境的优化,从而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正义观念的历史形象——马克思三大历史阶段理论中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非正义性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内在缺陷时,明显地诉之于一个理想的正义标准：基于每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原则。一切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方式的正义性都能够按照它们接近这一标准的程度而得到评判。按照这一理想的正义标准,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形式上来看是非正义的,而且从实质上来看也是非正义的;在人类历史的第二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是正义的,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非正义;在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从形式上来看是非正义的,但从实质上来看却是正义的。     

大庆精神的现实意义——《话说大庆精神》之三十二

大庆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资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坚持和发扬大庆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企业科学发展的需要、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进步"的维度:学衡派的文化概念诠释

文化概念的意指不同,可能是引起现代中国关于文化问题论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学衡派一方面指出了文化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对当时进化论引导下的“进步”的信仰有警醒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建立于人性二元论基础上的道德的强调和对智识阶级文化的追求,却走入了道德决定论与理想主义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