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的两重性与雅典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

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作为希腊城邦的典型个案——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在公民集体内部,掌握土地的农民对城邦的政治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但工商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体现在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建立上,也表现为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上。工商业和农业共同支撑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长久存在。     

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以五份碑志资料为中心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人本主义内涵及现代效应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哲学而具有人本主义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不断拓展和延伸。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以杜威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也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特征。     

论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关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中诞生并逐渐完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运用科技认知理性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一度忽略了道德价值理性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可持续发展战略再一次将道德价值理性与科技认知理性充分结合,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这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充分展开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弱势群体的心理困境及消解策略

弱势群体的心理,多呈消极负面等特点。弱势群体具有较为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向。这无论是对社会的稳定,还是对他们自身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弱势群体心理困境的消解,主要通过认知重建策略和合理归因策略来实现。     

“代际”和谐的伦理审视

当代人在充分运用科技认知理性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一定要注重道德价值理性的巨大指导作用。在道德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当代人才会正确分析代际闻的关系,才能充分将公平、正义等一系列伦理原则运用到代际间的关系中。只有当代人更加关注后代人的基本权利,将后代人放到与当代人平等的关系中,“代际”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甲骨文中农作物“稻”“黍”“来(■)”“榖”“稬”的考辨

本文对甲骨文农作物“稻”、“黍”、“来”、“■”、“■”等字着重就甲、金文直至隶、楷,参照传世文献进行了共时的、历时的综合分析,理 清它们的演变情况,作出新的考定。     

智性与德性交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 --未来道德教育发展的走向

文章通过对中西方道德教育优劣异同的辨析,对当代科技发展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反思,认为未来道德教育必须注重智性与德性的高度完善,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的相互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德治和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以偏废。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虽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一个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但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却有许多共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治史方法的对话

当前,对20世纪文学的思考仍然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尤其引起我深 思的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即建国以来这段文学历史的命运走向,即在目前所流行的史学研 究框架中,当代文学史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的原 因何在?坦率地说,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感到非常悲观 。现在很走红的一批研究者只是把西方后现代理论一知半解地移植过来,简单地作为中国后 现代派研究方法介入到文学史写作中。而在我看来,这种自80年代以后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 论来梳理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治史方式,与老化了的治史思维实际是一脉相承的。我深感 在这种貌似很新的“操作”手段背后,隐藏的是低水平的学术重复。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心态与方法来梳理文学史?改变思想方 式的根本,我想是应该先审视一下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格局：一是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 重新排列座次。这种研究方式一度在学界非常流行,而在我看来这种学术风气对研究生的培 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以“空白论”来回避历史。比如对待“文革”文学,不少研究 者就采用把该段历史淘汰出局,抹掉它在文学史上任何痕迹的粗暴态度。三是把过去在文学 史上因政治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