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明史: 为何重写, 如何重写? ( 笔谈续)

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讨论成果, 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 ( David Damrosch), 美国 《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 ( Thomas O. BeeBee), 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 ( Ipshita Chanda),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 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 体现出通过 重写文明史 超越单一文明史观 在平等互鉴、 对话、 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 总体来说, 大卫·达姆罗什和托马斯·比比代表了欧美学者对于 _“ 欧洲中心主义_” 的警觉和反思。 在大卫·达姆罗什的 《论文明史的书写历史》 中, 他追溯了在 _“ 欧洲中心主义_” 之外的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史书写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在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运动的源起和现状。 关于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达姆罗什认为 _“‘ 后_’ 的前缀表明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_”, 但在文明史书写实践中 _“ 不再是对 _‘ 西方文明本质论_’ 不加反思的展现_”。 同时, 他也提出 _“ 单数文明、 复数文明、 文化?_” 的问题, 认为即使 _“ 文明的概念被复数化, 它往往偏向持久的延续性, 通常以一些大国为中心_”, 因此认为 _“ 谈论单个和区域的 _‘ 文化_’ 可能比笼统的 _‘ 文明_’ 更好_”。 托马斯·比比的 《世界史的重写: 从世界文学史书写谈起》, 则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回溯和反思, 探讨文明、 历史与 _“ 世界文学_” 的深层关联。 他认为 _“ 文明_” 这一概念 _“ 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_”, 这两层意义上的文明内涵都见于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_“ 文学_” 一词的兴起相吻合, 因此通过 _“ 文学史_” 反思 _“ 文明史_” 是可行且必需的路径。 在对 19 世纪和 21 世纪的四部文学史著的评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如何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内容呈现和秩序建构。 伊普希塔·茜达的 《多元伦理主义下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 表现出印度学者对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震撼和理解。 在文章的篇首, 茜达就表达了她的 _“ 震惊_”: _“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 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域政治空间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_”。 这既是一种事实, 也体现出印度对于历史、 文明和世界理解的传统: _“ 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缘政治的范畴_”。 因此, 她开明宗义地陈述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 _“ 印度观点_”: _“ 要以一种关系性的而非确定性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一世界_”。 王斌华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华人教授, 这种跨国身份让他更关注文明交流和互鉴中 _“ 文化翻译_” 的重要作用。 在 《文明互鉴中文化翻译的关键作用》 中, 他回溯了鸠摩罗什、 玄奘及林语堂等翻译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对于中华文化自身繁荣和世界传播的重要作用, 并就文明互鉴之要义、 途径和践行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意识、 专业翻译人才的缺乏, 是中国学术 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重要原因。 四位海外学者的讨论再一次证明了 _“ 重写文明史_” 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首先, 身处 _“ 欧洲中心主义_” 漩涡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建构多元文明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最新思考和书写实践,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其次,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不同地区对于 _“ 世界_{” “} 文明_” 和 _“ 历史_” 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何让多元文化资源融入 _“ 重新文明史_” 讨论和实践, 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挖掘的话题。 最后, 就中国学术解决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问题来说,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 都需要有充分的思考、 实际的举措和切实的学术实践。     

制度型开放与新型现代国家建设

作为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伟大实践,在客观上为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学者们有必要直面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中国现象”并进行学理化阐释,从中提炼出逻辑自洽、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为“中国现象”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身份。2023年4月23日,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学阐释”创新团队召开了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理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组笔谈文章是在5位与会学者发言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其中4篇文章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新型现代国家构建问题进行的学术思考,1篇文章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为构建既高度契合时代精神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助力。     

枢纽与融合：民国时期拉萨北平商人的经商之道和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内地在藏商人（如“北平商帮”）以坐商为主，多集中在八廓街，他们走海路从天津港出发，将内地的绸缎、瓷器和玩物等商品运往拉萨售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一民国时期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通过诚信经营、抱团发展和因地制宜的经商之道，在边疆地区自主迸发出的各民族之间由接触、互动、熟悉及信任而来的内生动力和交往态度，并不是作为政治统治秩序构建的需要被建立，而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在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和方式，对于认知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因商贸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持续时间长、贸易频率高、涉及人数广、接触方式灵活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接触，对彼此之间所持有的印象和体会更为真实，亦会在相应程度上修正自身对他族印象的既定认识，因而更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因时空间隔和时局变动所造成的族际隔阂。探讨北平商人在民国时期的经商之道和经验价值，可为新时代治边稳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与当代启示。     

数字化改革与监督平台的重构

<正>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由人的世界、物理世界、智能世界和虚拟世界构成的四维世界，出现人际世界虚拟化、物理世界数字化、智能世界泛在化、虚拟世界常态化以及四元空间融合化的时代特征，(1)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国正在建设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覆盖14亿人口的现代化，这同样不仅将给中国，而且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反外国制裁的司法维度展开

域外经验表明，通过处理涉制裁民事纠纷，法院不仅可以为受制裁影响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法院地国反制裁法律的实施效果。现阶段，人民法院在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中的作用尚未得到重视，面临法律制度与规则供给不足、司法理念相对保守及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反外国制裁的司法维度短板日益凸显。鉴于此，须明确和加强人民法院在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中的功能和定位，促进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涉外司法权能，在涉制裁民事纠纷中妥善解决外国制裁的定性、管辖权，外国制裁法的域外效力及相关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等事项，不断完善裁判制度和规则，形成与立法和执法相互支撑的反制裁法治格局，从而确保我国反外国制裁体系有效运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