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文书和祭祀——关于泰国西北山地民族的调查

瑶族文书是1973年除夕到1974年元旦,在清莱府钦根县克纳库村瑶族人进行“卦灯”这个重要的祭祀仪式的时候,从村民那里购买来的。实际上,过去三次我们调查团的一个重要调查目标,就是收集现在瑶族所有的用汉字写成的文书。第一、第二次调查时征集瑶族文书的照片就达到了几千张。这些文书经过了长年灵魂崇拜仪式的使用,已经很旧了,污损的地方也很多,许多文字也不清楚,所以,整理它们的时候要花费相当多的劳动和精力。可是,这次在克纳库村得到的瑶族文献大半都是书写得非常清楚、完整的。但又是一些难于理解的文章,然而,对我们文献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区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

 本文利用有关核算资料对近十几年中国四大区域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数量考察。通过从总量、结构和贡献率等角度，并辅之于部分省际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区域金融的分布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一致，金融业增加值向东部地区高度集中，区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东部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值得关注的是，在区域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中，区域金融业贡献率最低，且呈平稳的下降趋势。     

试论崇祯皇帝的历史地位

崇祯皇帝,名叫朱由检。清兵入关后,谥号怀宗,后改庄烈帝。南明谥其思宗,后改毅宗。崇祯皇帝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很复杂,对他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但究竟如何评价崇祯的历史地位呢?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列宁说:“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于社会根源的方法。……归结于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从崇祯皇帝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他的所做所为。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市场预测初探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产阶级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大门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浪潮也席卷了古老的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占领我国广大而又狭小的市场。帝国主义经过了历次侵略活动证明无法征服中哗民族,他们只得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由此而形成我国畸形的商品市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想利用这样的市场发展自己,除了资本、设备、技术、土地、人员以及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外,各个企业从建立到生产经营都得时刻对这样畸形的市场进行预测。从现有的部分史料来看,在旧中国,许多企业甚至有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企业,由于     

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增长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对FDI与出口贸易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将我国各省市根据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个横截面,利用2001至2009年九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集中对我国FDI与出口间关系,东、中、西三地区FDI与出口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不同区域影响程度.     

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区域突破战略及其措施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选择。由于各地区发展程度相差很大,原有工业基础、产业聚集度、技术和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同步发展,必须采取不同的模式。为此,我国各地区需要在国家信息化的战略指导下,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区域突破战略和可行性措施。     

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安全的因素分析

“国民经济运行安全”是与“国家经济安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对国民经济运行安全的认识和界定不仅在理论上必要,在实践上也很有价值。国民经济运行要实现四个目标,如果出现使目标严重偏离的因素就会发生安全问题,影响国民经济运行安全的因素有两大类10种,维护国民经济运行安全要坚持三条原则。     

我国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机制形成探索——借鉴日本广域行政的经验

市场经济的利益多元化,转轨经济的复杂性,科学发展观要求地区间的协调、和谐．民生的改进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共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公共经济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因而地区间的政府通力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当代社会经济的众多跨域治理模式中,日本广域行政颇具特色,且其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经济管理模式与我国有些相似。文章从日本广域行政视角,分析我国现实跨区划政府间合作中的问题,提出“跨区划公共经济管理”理论,并初步探讨构建这种管理机制的关键因素及其战略举措。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思考

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应该包括制度透明度、会计透明度和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三个方面。增强透明度能够降低政府代理成本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能够保障社会公平,但有时不能过度透明。目前由于社会保障法制化程度低以及政府机构设置和预算内容的披露等问题导致我国社会保障财务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披露体制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强化公开监督等措施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