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浙江省城镇就业人员的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了部门选择的内生性后,利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部门选择的内生性会低估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同时,我们还发现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在各个分位数上,超出的比例大致分布在30.1%至10.7%之间。但随着分位数 的提高,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呈现递减的趋势。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宁、奉化两市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农地流转欲望出现先提高后下降的趋势.从总体上看,目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经具有较高的农地流转欲望,但由于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农地收益低等原因,这种欲望大多未转变成现实的农地流转行为.为了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流转,农民大多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几年,即从现在起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以前,是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地流转和适度集中的关键时期;但是,政府在介入农地流转时,也必须掌握合理的度,目前主要可在宣传发动、建立农地流转信息网络、农地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土地整理、对外招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瓶盖论”到放虎归山——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作者的这篇文章，原载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内刊《世界问题研究》2012年第281期。本刊予以转登，供研究参考。     

试论我国农地利用及保护中的市场缺陷与政府不足

我国正处在加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加之人口众多，人地关系紧张，“建设”与“吃饭”对土地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保护耕地任务十分艰巨。在农地利用和保护中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是不完善的，两者都存在多个层次的问题，在现实中需要相互配合和补充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

把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建构并初步验证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构思,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四个维度,但本文发现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中没有Carlson(2006)所指出的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     

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农地确权为农民土地提供法律保护,理论上有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本文利用2013—2019年间四期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渐进DID模型,实证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改善农民市民化行为,且这种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净流入省份更为明显;农地确权也提高了农民市民化意愿,该效应在所有成员为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因此,未来既要因地制宜,消除进城农民失去土地的顾虑,也要因户施策,开通农民城市落户的绿色通道。     

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

获取创业资源是创建新企业的关键任务,但影响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关键因素以及农民创建新企业中的网络活动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尚不明晰。以我国农村地区创业农民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影响资源获取效果以及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获取,关系强度影响资源获取效率以及物质资源的获取,社会技能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创业者对创业资源的获取,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投入时间对资源获取的影响是正的但是边际递减的。     

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适应性研究

通过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的访谈和近9000份问卷的分析处理,认为当前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性总体较弱、农民工之间差异明显,并具有渐变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性依次递减.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杭州市建筑业为例

从个体微观的角度对杭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具体考察农民工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及地区选择特征四类情况,并利用交叉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四类特征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选择、从业时间、随同的家庭成员人数、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建筑业中工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和政府等可以通过为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稳定的生活和就业环境,推进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进程,或可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等多种途径来促使农民工维持稳定的职业,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行业中“用工荒”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