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全球化”——危险的战略新概念

今年4月24日、25日,北约16个成员国元首将聚会美国首都华盛顿,庆祝该组织成立50周年。届时,他们将主要讨论和决定北约21世纪的新战略构想,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所谓北约“全球化”的战略新概念。所谓北约“全球化”的战略新概念,有两个核心内容:(1)北约可以在其成员国以外地区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其中包括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活动、民族矛盾的爆发和地区冲突等一切被认为是可能危及北约安全的威胁;(2)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项新战略比1991年北约首脑罗马会议提出的《北约新的战略概念》又进了一步。当时提…     

不同土地规模下的农户生产行为分析——基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实地调查

以长江中下游区域问卷调查为基础,对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生产用工行为、投资行为、技术采用行为以及土地流转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小规模农户经营土地总用工量低于大规模农户,但其家庭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用工量远高于大规模农户;单位土地流动资本投入随规模扩张逐渐减少,各规模农户固定资本投入极其有限;大规模农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远高于小规模农户;农户土地流转率低,中等规模农户"希望流入"土地的意愿十分强烈,但小规模和大规模农户并不希望改变当前土地规模,"希望流出"的农户数量不足成为当前土地集中、发展规模经营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初始分配中,大多数妇女得到了公平的土地权利;但是女性在因婚嫁等原因而迁移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权利流失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相关法律出于保护和稳定农户承包权的需要而做出的30年不变的规定与我国农村"从夫居"习俗的冲突;土地政策的不稳定和不统一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连续性;因男女地位不平等导致的离婚妇女无法获得土地承包权,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问题,必须确认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加强法律保障,确保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长期的土地使用权.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

半个世纪来，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但是它也始终面临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冷战后，一方面出现９０年代的新挑战，一方面多边主义在兴起，人们对联合国的期望增加，于是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已势所难免。这一改革必须处理好如下四个问题：国际干预与尊重国家主权的矛盾；大国特殊地位与大小国家平等原则的关系；发展与和平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关系问题。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091份农户有效问卷,分析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1）利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实际利率负向影响、替代利率正向影响。（2）收入分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不同,无论是实际利率还是替代利率,高收入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都强于低收入组。（3）农户参与意愿还受到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程度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进一步表明,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利率对收入分组农户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此,可通过变动贷款利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需求。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