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研究:来自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数据

城市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和蔓延提供了条件。文章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两个跨省城市群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QAP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平时"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发育不足;(2)呈现出纵向机制嵌入下的双层协作结构;(3)地理邻接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行政层级差异等对协作关系建立有显著影响;(4)上级权威与关系网络的动态组合影响协作机制选择;(5)区域发展战略与已有合作组织网络塑造网络结构。因此,在"平战结合"思想指导下,应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多种形式协作;调整优化网络结构,发挥中心城市核心作用。     

来自土耳其的等级、自我报告与青少年犯罪研究

本研究测验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社会等级和各种各样的自我报告与青少年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数据包括1710名通过分层抽样得到的高中生.像学生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感知、就读中学地方的特征、房屋所有权、汽车所有权这些不常见的社会等级测量方法,还有一些经常使用的社会等级的测量方法.这些测量方法的大多数都和犯罪行为无关并且这些等级变量的说服力也不高.各种各样的社会等级指标也呈现出相反的结果.然而一些等级指标也表明等级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是正面的,其他相似的测量方法表明正好相反.①     

社保制度中的政府与市场——兼论中国PPP导向的改革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新话题,而清晰地界定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的角色地位,对于未来社保体系改革十分关键。考虑到社保制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特殊性,本文基于国际社保制度的演进历史,总结了社保制度的演化逻辑,指出未来国际和国内改革的取向应该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的组合,公私合作(PPP)应是改革的目标模式。结合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本文分析总结了中国社保改革路径和取向的特殊性,并着重讨论了PPP导向的改革将会面临的挑战,期冀为未来的改革实践提供参考。     

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

《中国古代之再发现》(岩波书店一九七九年出版)是日本杰出的历史考古学者贝塚茂树先生新近的一部专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热情借予,得以拜读。该书是作者综合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再结合古代文献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的新探素。这里拟将专著的第Ⅱ部分《史前时代》中的第二章《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译出,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评拉丁美洲一体化

不久以前,出现了全面评论拉丁美洲一体化的高潮.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开始承认,六十年代初假设的规范道路与目前的形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谁都不会怀疑一体化目前处于总危机之中.这种看法认为,目前的危机是修改过去的假说的最充足的理由.因此,今天要提出的不是简单地承认传统的一体化过程的危机,而是要修改支撑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外部危机情境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实证分析

面对美对华科技的打压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逆境冲击,企业能否实现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同向改进和协同发展事关高科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797家A股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创新对维持组织稳定性和提升组织灵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创新促进了组织韧性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对研发创新和组织韧性的促进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齐头并进,更有利于形成共生利益相关者关系,并最终成为组织韧性的助推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沉淀性冗余相比,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在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方面效应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外部危机冲击下研发创新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进研发投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区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与思考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1980年建区,是一个以城为主、附带郊区的中心城区。现辖一乡一镇、10个街道办事处,人口26.4万人。1992年以前,由于经济落后,发展乏力,被人戏称为“寒酸区”。从1992年开始,邯山区从实际出发,瞄准市场,积极构筑市、区经济一体化新框架,使邯山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企业由1992年的1家,发展到1998年的248家,市场由几个零散的商业网点,发展到36个较大的市场,6年间,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5%以上,均翻了近2番。1998年,在全市实绩综合考     

从剑南到汉旺的坚守

到底什么是社会工作？它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助人职业的地方呢？有什么样的理论和技术是独到的呢？我们在工作中时常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边做边想。在灾区,有的时候需要紧急帮忙,如果平时没有知识和技术储备,就会手足无措;但有时又完全没有现成的事情可以做,需要去发现和创造;有时候服务对象有需要,又碍于网络不通畅。所以,灾后很多机构一直流于形式地组织不同的群体做活动,甚至到了被动的程度;     

我曾三次想要离开灾区

从汶川地震之后到四川灾区工作,已经两年的时间了,时常忙忙碌碌。静静想一想,地震之前的生活回忆起来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这两年工作十分开心,自从跨进社会工作领域,感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越来越清晰,工作状态越来越好,生活的脚步也越来越踏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