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五、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制礼作乐”之事往往要以国势为基础,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多半不会不自量力,在礼制上妄作更张。像东晋在江南艰难立足,礼制上就能简则简。南北朝则已走出了历史的低谷,南北同呈向上气象。看上去“盛世”有望,君臣便都忙碌起来了。创制热情,在南北两方引人注目地同时升温。这既出于政治行政需要——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时代发展了;也是出于文化需要——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①。对这两种需要,《周礼》都可以提供资源。刘宋及萧梁着手舆服复古,《周礼》明显推动着冕服的改革。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本文就中国历史上称“儒”者的早期形态和来源，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作者认为，早期的称“儒”者与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关系。春秋战国之间形成的儒家学派，以诗书礼乐为教；而以诗书礼乐为教，正是此前的王朝乐官的职责。王朝国学中的要担任舞人的青少年学子，可能就是“儒”的早期形态；而教官乐师则相当于“师儒”。儒家与乐师在文化上的这种传承关系，对儒家思想特征的形成，应有重大影响。     

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

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     

王莽变法前后知识群体的历史变迁

在《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①一文中,我曾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分工的角色体系中区分出“知识分子”与“技能官吏”这两种角色,而把战国时之“文学游士”看作前者,把变法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文吏群体看成后者。秦代文吏政治全盛而知识群体消歇,汉代则文吏儒生并用,二者在冲突中又趋融合,遂形成了既承担文化责任又承担行政责任的“士大夫”形态。但知识群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事实上更为复杂,本文拟从秦政、西京汉政、新政与东京汉政的关系中,进一步探讨这一过程。为达其目的,本文还将引入社会学家韦伯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说,价值理性指涉对各种“绝对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工具理性则追求可计算控制     

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

史料显示 ,新莽“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 ,同时又有西部监、北部监、东部监及庸部牧、曹部监等。对这些牧、监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以往的解释存在着混乱错讹。庸部、曹部等应为公之封国 ,取义于《诗经·国风》 ,属“诗国十五”。王莽始建国四年设东南西北中五部监 ,各监 2 5郡 ;同时还另有 1 6个公国 ,即“诗国十五”加定安公国 ,它们半数置牧而半数立监 ,与州牧同级 ;天凤元年每五郡置一监 ,共 2 5郡监 ;地皇二年 ,又为九州及十六公国设置了牧贰、监副。     

西汉秀才已为岁举考

秀才之举,与孝廉之科同是汉代最重要的察举科目。秀才一科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直到唐初方被进士一科取代,影响深远。秀才之举始于西汉武帝.一般认为,秀才在西汉为特举,即皇帝特诏设科察举;直到东汉初光武帝时,秀才一科方成岁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一般把建武十二年诏书作为岁举秀才之始。劳干先生《汉代察举制度考》说,秀才“至西汉末,仍为特举。东汉方成岁举”。安作璋先生《汉代的选官制度》一文引及此诏,说“此后,茂材也和孝廉一样变成岁举”。又近年出版的黄留珠的《秦汉仕进制度》一书,在第十二章的“察茂才的产生及其由特科变为岁举”一节,仍持茂才岁举始于东汉初之说。     

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

汉代选官有所谓“四科”之标准,它对于我们探讨汉王朝的文官制度和官僚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但对“四科”的性质,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本文拟对所谓“四科”做进一步的申说。一对于“四科”,一般被引用的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应劭《汉官仪》所载东汉光武帝之诏书,其文如下:“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