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迁移的系统理论:PPEE理论模型的建构和意义

学习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为了更好地利用过去的经验，增强学习效果，个人和组织进行学习迁移具有重要意义。学习迁移是指将在以往通过学习或解决问题所获得的经验，用于解决之后所遇到的问题。本文力图建立系统的学习迁移理论，研究人、问题、环境的因素对于学习迁移的影响。本文采用理论推导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系统的观点，构建了学习迁移的PPEE理论模型，认为人的因素、问题的因素、人和问题的交互作用、以及环境的调节作用，会共同影响学习迁移的效果。本理论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学习迁移的机制。首先，将人的因素按照不同层面划分为后端基本能力、中端心理过程、前端知识结构，讨论了其各自对学习迁移效果的直接影响。其次，将问题的因素划分为形象相似性和抽象相似性，并根据这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问题间关系类型，并探究了其与学习迁移效果之间的关系。第三，同时考虑人的因素和问题的因素，研究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对于学习迁移效果的影响。第四，将环境因素划分为时间紧迫性和空间重要性两个维度，探讨了人和环境，以及问题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对学习迁移效果的影响。第五，基于系统整体的方面，研究人、问题、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对学习迁移效果的交互影响。本文还认为，该模型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团队、组织、地区、甚至国家和社会等各个层面，影响各个层面主体的学习迁移。本文最后总结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并提出了未来研究课题。本文对丰富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迁移理论，以及推动教育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工业化进程停滞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揭示了20世纪初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并利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论证了停滞的农业是中国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因而必须均衡发展工业与农业。     

略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西部开发战略思想及其实践

新中国成立 5 0年来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 5 0年代初到 70年代末 ,在“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 ,对西部地区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中期 ,在共同富裕与“两个大局”思想指导下 ,在西部地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 ;90年代中期以来 ,实施对口支援 ,使西部经济获得较快发展 ,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之际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这必将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与基本是根据学习内容(横向、纵向)和学习结果对组织学习类型进行划分的研究不同,从关系的视角,在国内外首次按照学习投入(经验数量)和学习产出(学习效果)的关系,提出了组织学习分类的新方法,即将组织学习划分为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两种类型.量变式学习是指随着学习投入的增加,学习产出发生接近线性的变化,是渐进性的、逐步的;质变式学习是指随着学习投入的增加,学习产出发生接近非线性的变化,是突破性的、大幅度的、本质的,可以表现在认识、行为或两者之上.要实现量变式学习向质变式学习的转化,需要同时满足学习投入接近学习临界经验值和存在学习触发条件两个前提,这是转化能够发生的机制;为加速这种转化,可以通过从内部改善学习者的心智模式、从外部创造开放的环境等方式,这是转化发生的学习催化剂.主体的学习应该是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的结合,且量变式学习和质变式学习是个不断交替、动态发展的过程.     

公共事业民营化:前提与限度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与民营经济的正和博弈以及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分别是公共事业民营化的政治前提、经济前提和价值前提 ;而公共事业的亲市场品质和竞争的充分性则是民营化的内外限度。三大前提和两个限度共同构成了民营化发展的五个维度。只有当五个维度方向基本一致时 ,民营化作为实现政府治理的基本策略才能得到很好地应用。而且 ,民营化只是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即善治的工具价值 ,本身不具有终极价值属性。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片断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扩展的整个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展影响的最主要成果.     

论立法监督强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文章对立法机关职能的变化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指出立法机关监督职能的强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机关，同样面临立法监督的健全和完善问题。文章还进一步提出，在我国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加强立法监督是比较现实的制度安排。文章最后对我国立法监督的目标取向进行了探讨     

要加强对共产党的外部监督——学习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对执政党的监督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如何对待内部和外部的监督直接影响着其自身的前途命运，在国际共运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对此，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就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在中国来说，...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