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时代的文学教育”小引

从2006年初开始,我奉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的指令,为研究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到2011年春季学期,这课程已讲了六轮。总题目不变,各讲则合纵连横,每回调换三分之一。尽管用心讲学,我还是担心浪费同学们的宝贵时间。八个二级学科,诸多专业方向,将近一百名学术趣味迥异的研究生,这课可不好讲呀!因是必修课（北大中文系规定,研究生须在此课程与“蔡孑民学术讲座”中二选一）,即便讲得不好,也还是听众满堂;每念及此,惴惴不安。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可以落实在大众传媒,也可以藏身于研究院;但毫无疑问,大学是其存在、延续以及发展的中心。大学里的人文学,其影响力往往溢出校园,扩张到整个社会;但反过来,人文学的生存处境,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序（摘要）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最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戏剧研究确实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路向。回顾百年中国戏剧研究史,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证之功,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典型地代表着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三种路向各有擅场,却又充满着“文学性”和“演剧性”的张力。由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以曲律、表演、剧场等为对象的演剧性研究渐趋边缘,而以历史考证和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性研究获得了众多知音,使王国维开创的以治经治子治史方法进行的“治曲”,最终居于主流地位。但20世纪的中国戏剧,包括京剧、话剧和地方戏曲,它们广受时代潮流、文化政治以及艺术生产机制的影响,单是“文学性”与“演剧性”的纠葛还不够,还必须添上政治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的“现代性”视野,方才使得作为学术领域的“中国戏剧研究”,充满各种变数,孕育无限生机。     

湖北省：武汉市首次启动社区食品调查农民工也能参与发表意见

少数房屋出租户为了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掩护”黑诊所，阻挠执法人员调查、执法。针对这一执法难题，武汉市江汉区水塔街，汉兴街常二社区试行“房东报告制”。凡是到该辖区租赁房屋者，房东必须问清承租者的租房用途，如果是准备用于开办医疗机构，房东必须立即向社区报告，由社区、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审核合格后，才可将房屋出租给对方。如果因房东瞒报、漏报导致黑诊所进入该辖区，房东将受到罚款等连带处罚。此外，水塔街和常二社区还通过门栋长包干负责、向居民公布举报电话等举措，密织无证行医监控网。有了房东报告制后，水塔街、汉兴街常二社区今年以来无证行医绝迹。日前，江汉区政府部门已经召开现场会，向全区推介这一经验。     

"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

按现有的学科分野,罗根泽的学术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关于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罗根泽的表述多有变化,但放长视线看,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罗根泽文学史研究的成绩,不及诸子学与批评史,但其著述有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宏大的界说与体例,体现了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而"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考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则是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     

“学术”谁来“评价”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

本文采用学术史思路,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放置在“文学教育”的平台上,加以认真审视与叩问;主张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上.     

“北京学”的腾挪空间及发展策略

“北京学”主要是“城市研究”,应纳入“城市学”范畴。其包含城市史、城市学、城市文化三个层面,开展研究要警惕过度智库热,厘清城市史与教育史的边界,允当叙述城市与文学,并借数据库编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