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体系的发展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学生思想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部分高校中的“三全育人”存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育人体系不健全、全方面育人体系不协调、全过程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体系,完善“三全育人”全过程发展体系,统筹协调“三全育人”全方面育人体系,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     

出版国际化种类多元化——访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马桂绵博士

在香港中环的午餐席间,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人马桂绵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彬彬有礼,谦逊随和地介绍了“博益”情况和他本人的一些经历,颇受启发。 “博益”成立于1981年,是香港电视企业国际有限公司的附属机构。电视企业是香港的大型综合企业,经营业务繁多,包括出版、零售、旅游、教育、电影、唱片业等。 “博益”的特色在于她是首家出版袋装书籍的公司,并且又是首家以版税及合约形式支付稿酬,保障作者收入和著作版权的公司。     

戴逵评传

戴逵，字安道，谯国（今安徽淮北）人，大约生于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车于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是东晋末年一位伟大艺术家、诗人．魏晋南北朝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贵族地主们都感到命运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为了逃避现实，他们中有的追求享乐，生活靡烂奢侈；有的则放任颓废，以酒麻醉自己，寄情于山水丘壑，许多知识分子相信老庄哲学，崇尚谈玄，过着自由狂放的生活．社会风气日益败环．但戴迟不仅做到不同流合污，而且能冷静地看待社会，对追逐名利地位以及伪作旷达狂放之辈，都进行了抨击，表现出他优秀的品质…     

营造创造性教育教学氛围培养创新学习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创新时代。它所需的人才，不仅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而且要富有创新精神。江泽民曾多次强调创新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所以作为培养新一代人才的教师培养，学生的创新学习就义不容辞。     

收益管理:航空业价格歧视的实现策略

本文通过对收益管理概念和理论的陈述,分析了收益管理在航空业的实践:超售、市场细分、多级票价和舱位控制,为民航等服务性企业提供一条收益管理应用的思路。     

浅谈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德育建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尤其在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校当中,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网络发展的现状对思想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本文汇总了前期部分德育工作者的调查,对新形势网络环境下的德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合理次序与渐进安排: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次序不当或支持不足,是步入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幸地陷入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为了避免“开放悲剧”的重演,以麦金农和弗莱为代表的学者给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合理次序与渐进安排如下:财政调整、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国内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本文所作的积极尝试在于,主要运用国际货币收支危机理论、现代信息经济学原理和弗莱明—蒙代尔模型,论证了上述合理次序与渐进安排的逻辑必然;并根据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与重要结论,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初始条件,演绎出中国金融开放的路径选择。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谋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墓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成立的条件

"无行为则无犯罪"这一刑法格言从古至今均受到一致的认同,而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基本分类包括了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其中不作为犯罪中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或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的成立条件,以及先行行为产生救助义务的关系是可以通过危险状态的程度来予以衡量,具体来说其行为结构模式可以表现为:先行行为危险状态救助义务。然而不同的先行行为种类如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合法行为相混合的混合行为与危险状态的关系,直接导致着是否产生积极的救助义务,即什么样的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危险始产生救助义务,是有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

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是一种基于定额税课的压力而展开的内卷型商业化生产,在明代经济总量增长总体停滞、国课日增的情况下,无论稻、麦、棉、桑兼营,还是佣工而作,大多数终岁勤苦劳作的江南农户仅能维系家人的温饱,社会财富增长幅度极为有限.而作为政府农政管理体制的各级管理者,上至皇帝、阁臣、户部官吏,下至各省抚、按以及所属府州县的长吏,限于祖宗成法、部门职责划分、吏部考成定例、边政态势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挤压,皆无力也无意改变江南农业生产在政府决策中的边缘化状态,士人群体的建白更无力改变这种境况,筹措粮饷重于纾困活民作为明政府的一个痛苦抉择一经作出,就被赋予了强大的政策压力和考成压力,即便隆庆、万历时期的种种农政改革包括清丈土地、行一条鞭法、停止带征、以银代粮等等,实际上也仅仅是对实施环节若干细则的微调而已.而农政管理在政府决策体制中的长期边缘化,才是明中后期江南农业生产在内卷型商业化中反复挣扎、终归于衰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