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实用主义真理观与张东荪

谈到早期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位不应被人们忽视的人物,他就是张东荪。张东荪可能是我国最早接触实用主义的人;他对实用主义的传播侧重于真理论,他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主旨,指出了实用主义的三个方面：其中真理论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真理论引申的一种态度,本体论则只是真理论的伸延补足。张东荪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传播有较高价值,但其影响远不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其原因值得深思,我们也可从他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阐释与误读中得到的某些启示     

实践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理解偏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统一,理解为认识论、历史观和伦理学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提法和新概括,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过程中所作的一种创造性阐释。同时,我们又有一个侧重从认识论角度来阐释实践概念的传统,造成实践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构成对前面一个思想传统的制约。我们大致有五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理解偏差的成因。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其意义

如何准确地把握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如何超越传统的现代化理解思路?对诸如此类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不得不牵涉到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世界历史,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范畴.学界近来对此有过些许讨论,然而,仍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例如,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黑格尔的渊源关系究竟如何?马克思的看法在思想史上该如何定位?世界历史内涵该作如何解释?本文从思想史的维度、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粗浅的梳理与回应,并据此提出这一概念尚待开掘的现实意义.     

认识创新与实践创新

本文主要从广义的认识论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创新观点。创新既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 ,表现为发现式创新和发明式创新 ,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 (实验 )活动 ,体现为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活动和主体改造自身的非对象化活动。无论是作为认识之维 ,还是作为实践之维的创新 ,根本上都是一种群众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点和群众观点相一致。从广义的认识层面阐释创新 ,不仅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概念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把握当前提倡创新精神的精髓     

张君劢的精神真空论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张君劢的精神真空论指明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化状况,造成精神生活贫乏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儒家精神的虚无化,这一虚无化现象的产生和一些近现代的思想家失去守护儒家精神的责任心有关,这一责任心的缺失体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局限.从正面看,儒家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贡献有三方面,即知识与道德的合一、道并行而不悖、形上与形下的相通.张君劢的分析集中描述知识分子的论著中表述出来的儒家精神和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相对忽视渗透在普通平民精神生活中的儒家精神.     

梁启超《新民说》权利概念的多重含义

梁启超对权利概念有自觉的意识,认识到权利观的确立对于现代个人观和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梁启超的<新民说>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梁启超对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它们交织在<新民说>之中,共同编织起梁启超对于"现代"的想象.     

为他责任:走出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的困境

责任观上历来有两种对峙的观点,即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它们之间的两难抉择反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走出这个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寻找超越两者的新的责任维度。列维纳斯的为他责任说揭明了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它主张,人的道德性不是由自我意志或普遍意志构筑的,而是由他者的伦理命令和在为他负责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从为他责任说可以得到两点伦理启示:第一,通过“我”与他者的责任关系塑造人的伦理性;第二,它告诫我们必须保持对他者的敬畏与尊重。     

从制度的视角看人格

在已有的人格理论背后,有一个研究视角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制度与人格的关系问题。从制度的视角来研究人格将展示现实人格的新内涵。在存在论上,制度优先于人格,在价值论上,人格高于制度。人格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既包括积极的作用,也包括消极的作用。从个体的生存策略上看,可以区分制度内的人格与制度外的人格两种类型。这些论述的启示在于: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制度对人格的影响,人格建设也需要考虑人格价值原则对于制度的可能影响;人格建设既要培养制度内的人格,又要尽量参考制度外人格的因素。     

论胡适的创造观

五四时期,创造观念和科学、民主观念一起受到知识精英的普遍关注。胡适对“创造”的诠释带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创造观。他从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向度诠释创造,既为创造找到存在论的根据,又为创造揭示了认识论特征与价值观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