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

人类学学科建立已近两百年,传入中国也已一百年余。尽管今天中国人类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也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学科地位一直飘忽不定,一直处在从属于民族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地位。2016年贺州会议可说是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又一次"呐喊",人们也很期待此次会议能够有所收获。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2.0版)

为了阶段性地总结中国人类学关于学科定位、学科规范等重要议题的认识,继2009年拟定并组织同行学人讨论《关于中国人类学的基本陈述(1.0版)》之后,现在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鉴于中国人类学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整个社会科学界倡导区域与国别研究、民族志对象在国内和国外全面扩张的局面,重写原来的基本陈述,形成2.0版,主要根据“世界社会的人类学”的认知与定位而刷新了中国人类学的学术意识。希望以此方式呈现人类学学科自觉的新进展,呈现人类学同仁在基本问题上的共识与不同观点,推动人类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此版本正文由高丙中、郭金华拟稿、改写,部分内容参照了诸位评议人的意见。评议人的意见由龚浩群、熊志颖汇总、整理,此次发表时由高丙中作了删减。我们邀请以青年为主的人类学学者笔谈,就基本陈述的条款发表自己的阐释、疑问、批评和修改建议,与基本陈述2.0版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类学学术自觉的内容。为了征求同行的意见,我们还于2019年9月8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会议室专门召开了一个工作坊,周大鸣、朱健刚、富晓星、赵丙祥等老师参与,龚浩群、张帆负责组织,邀请多位年轻的人类学者到会批评。希望以后有机会把大家在会上的意见整理出来。(在此对所有参与者、贡献者、服务者表达感激之情。)     

阅读1: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

所谓第三部门,是指有别于政府组织(第一部门)、营利组织(第二部门)的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国家早已蔚为风尚,而在中国,大家还十分陌生,对它哪怕是肤浅的认识,也仅仅是近几年的事。不过,由于非政府组织近几年的迅猛发展,它尽管太迟、却充满活力的登场,正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包办一切,连市场都包了,非政府组织当然无从产生。到了市场经济,政府逐渐从市场中退出,但社会活动仍然是政府在包办。这种包办让政府两头为难:一方面,由于政府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它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弊端,如提供较差的服务、索要较高的价格,更会因其有强制性权力而变本加厉,如官僚主义、索贿寻租等;另一方面,无所不包的巨大负担压得政府喘不过气来。既吃力不讨好,还落得群众意见一大堆。于是政府开始自觉地从许多社会事务中脱身,改由非政府组织去做。近几年我国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蓬勃发展,正是政府不断成熟的结果。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肯定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取向,但是,对于我国尚不规范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加强管理与监督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像美国那样非政府组织很发达的国家,尚不时听到非政府组织的丑闻,遑论我国刚刚起步的非政府组织。另外,国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演变成“压力集团”、反政府组织,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

<正>对民俗之"民"的深究是中国民俗学在学术上追求进步的一个核心领域,我个人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承继钟敬文先生的志趣1探讨相关的问题,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用较大的篇幅梳理了"民"的定义从民间到人民再到民族全体的演变历程,但是没有进一步探究"民"指民族全体的社会与政治意义。等到2003年11月22日我们举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我在会上提交了题为《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的发言提要,并在会上作了发言,好几位参会的前辈和学兄针对我的发言作了评议,提出了批     

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

本文沿袭费孝通先生利用“文化自觉”的概念反思中国现代历程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研究思路,再借助“社会再生产”的概念,正视传统节日民俗复兴的现实,正面看待节日习俗所代表的民间生活传统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意义和建构有效的认同文化的价值。     

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几经曲折,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社会预期之中。我们认为这种预期有望在两个方向上加以落实：一个方向是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有志于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博士研究生,带着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问题,去国外社区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完成民族志著作,由此累积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日常实践的经验知识。另一个方向是人类学分支学科建设,即人类学与其他基本学科的交叉研究、合作研究。人类学所直面的“社会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