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契约与人权对立论"

"自由"与"平等"是人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把它们排除在人权之外,设置契约与人权的对立,提出由"从身份到契约"向"从契约到人权"的转变,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正是通过契约,人权才获得实现的可能性.     

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

1引言近十年来，徽州地区因其保存下来的大量契约文书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对家族的研究，是“徽州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徽州是传统家族制度相当完善的地方，家族充当着基层政权的角色，影响遍及各方面。可以说，了解家族制度是理解徽州社会结构的钥匙。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由于资料的欠缺，关于徽州家族的总体性论述成果较多，而有关个别家族的形成、结构与功能的微观个案研究还比较贫来，这恐怕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以族长为例，学术界认为族长是家族的首脑，享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和权力，但这只是笼…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学习周恩来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和理论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于。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自己的修养要则。(《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以下简称《上卷》)他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时刻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他以一生的光辉实践,为全党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堪效法的典范。“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他是一个从来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     

自主意识与社会责任——读《朱子学与阳明学》札记

基于对民族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关切,近十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化之特性,挖掘“国民性”之根源。有些人把根寻到“道学”身上,甚或认为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家到宋代发展成为“儒教”,彻底桎梏人的灵魂。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却也有失偏颇。事实上,朱子学的创立,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跃进,而从朱子学的内在理路衍化出阳明学,又是一大跃进。侯外庐和荒木见悟这两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思想史研究的杰出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活跃气氛可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媲美;而这种活跃局面的出现,正是理学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之一。日本的岛田虔次教授著有《朱子学与阳明学》,尽管作者自称这不是专门著作,仅是一本概说书,但这本书以简洁的文字提供的内容是丰富的、深刻的,实在是作者潜研宋明理学数十载的总结。读过此书,会使人对宋明理学有更深入的理解,领悟到古代思想家的热诚与期望,矛盾与痛苦。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北京寺院研究的扛鼎之作——读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何孝荣先生的明代寺院研究,是以明代南京寺院为起点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结撰成《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从事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不少关于明代北京寺院的资料。这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明代的北京,佛教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说与庄子的有关论述有渊源关系     

方案性观念优化论证的原则

列宁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意识的功能及其观念产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观念是[人的]认识和意图”。认识性观念是对象性的观念。意图性观念是主体性的观念,是指示和规定未来实践的观念,亦即行动目标及其方案。一因为方案总是实现一定目标的方案,方案就内在地包含着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用“方案”来概括那种指示和规定未来实践的观念,以与“知识”相区别、相对应。知识是对既存的或必然的东西的揭示,方案则是按照人的需要和目的安排客观世界的观念,是对未来实践如何进行的指示和规定。方案对未来实践的指示和规定如果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并且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就是优的,反之就是劣的。方案是指示和规     

晚明工部的财政收支及存在问题——对《工部厂库须知》财政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明代工部是户部之外最重要的财政部门,但对于工部的财政状况,目前还缺乏系统了解.万历后期编纂的《工部厂库须知》,系统记述了工部四司的职掌及相关收支数据,为了解工部财政经制提供了一扇窗口.通过对这些数字进行汇总折算,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工部的常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两相对比,工部财政似乎应有盈余,但实际上当时工部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由于拖欠、题留等原因,工部实际收入肯定少于经制数额,而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等年份”和“不时题办”项目,工部实际支出又大大超出经制数额.此外工部财政管理存在很大漏洞,尤其是无法约束宦官的贪冒侵渔行为,造成了大量的钱粮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