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西昌黄联关镇客话的亲属称谓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系统收集整理了四川省西昌市黄联客家方言岛的亲属称谓词。试从血亲、姻亲和其他关系三个方面来对黄联客家话亲属称谓词做一个系统的描写分析,并对其中部分称谓做了语音上的分析或传统文化含义的阐释。     

实践社群中的知识管理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资本已成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因而许多组织不断探索如何保持其核心知识与提高员工相互学习效率的策略。实践社群作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知识管理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其能有效支持知识分享和组织学习,进而让组织知识管理的成效更加显著。目前实践社群成为知识管理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论文首先阐述了实践社群的概念和涵义以及发展的动力机制,接着从知识分享、知识创造、组织学习的角度总结和探讨实践社群中知识管理的问题,并且将其与著名的SECI模型进行融合,探讨建立卓越的实践社群推动组织知识管理的对策。     

“远 行 的 叛 徒”——论王蒙的后革命诗学观

王蒙是一位很有争议的文学家,其言行、思想动向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此反应生成了醒目的“王蒙现象”。表面来看,王蒙的生活经历和多重身份是生成“王蒙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王蒙文艺思想的形成,及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和思维方式而言,具有明显的后革命性特点——理性、宽容、多元等等。他的文艺思想,是学术界勘察和研判“文革”后文学走向的一个立足点。     

消费文化语境下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近年来,艺术界出现了一系列的"改编"、"翻拍"、"翻唱"之风,其对象是被称为"经典"的老影视剧、老歌以及更早的文艺名作,改编的方向是适应新一代受众的审美心理,最终目的则是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从"老戏新拍"、"老歌新唱"等现象来看,传统的艺术经典似乎又获得了新生。通过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经典变容的途径与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的分析认为:大多数改编后的作品并没有将原有的精神继承下来,也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精神,改编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古老的经典与现代观众的文化心理对接起来,对"经典"本身的继承或创新则退居其次,这种改编者与观众的互动影响产生的只能是貌似繁荣实则颓败的艺术经典的另类"变容"。     

江南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兼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新近推出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区域比较和跨学科沟通,从国家与地方之间多维互动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内涵特色、家族运行和社会功能等,发掘了维持家族长期发展的家庭精神,同时在长时段的视野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体现了江南家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编辑创新：出版传播的核心竞争力

编辑活动本质上是编者协同作者与读者,约定新规范,创造新媒体,架构新媒介,传播新文化,不断创新的人文事业。编辑是通过创生媒介实现其编辑价值的,主要是通过创新架构各种媒体来传播其编辑思想的。编辑创新的重点或要义,是能产生最大交互性的,多向快速、传播久远的媒介结构整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内容的解释或载体的复制技术或媒介产品的经营管理。"六经"的编辑创新,成就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人文学说体系。孔子创构的这个学说体系,主要是通过他编辑的"六经"构建起来的完整而稳定的媒体结构。朱熹主要是通过编辑"四书"和《近思录》,重建新的宋儒学术文化结构。各种媒体的编辑,根据不同的内容,按照读者的需要,编创出各种新的媒介。     

群体人际互动理论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功能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具有情感表达、认知交流、感染教育、引导控制及激励凝聚等功能.用群体人际互动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功能拓展就是要以合作为目标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表达交流,以冲突为手段调节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控制导引,以暗示、模仿、感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激励水平.因此,要建立群体良性互动秩序营造沟通功能拓展环境,创新群体互动教学方式搭建沟通功能拓展平台,运用人际关系规律建立沟通功能拓展长效机制.     

论大学生认知心理的优化——以先进典型教育法为视角

典型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心理认知的角度对典型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分析认知理论在典型教育中运用的必要性和典型教育法对大学生心理认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先进典型选取应具有的基本标准以及典型教育对大学生认知心理优化的基本方法.     

论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系统

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措施,有些已经付诸实施。但是,效果不理想是公认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食品监管的公正、严格执法的动力机制没有解决,缺乏动力的各种措施,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和消解。解决之道在于综合发挥行政和社会的力量,为食品安全提供强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