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年龄组死亡率变动对人均期望寿命影响的实验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人均期望寿命是分析、评价人口健康状况,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从2014年开始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被纳入卫生计生系统考核内容,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为了有效地甄别和评价政策实施对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贡献程度,需要精确地估计和判断各年龄组死亡率变动对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影响。在实践中,针对某一年龄组或某一特定人群死亡率的变动以及相关政策实施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影响鲜有较为精确的定量解答或快速有效的估算办法。本研究通过数据实验方法和计算机辅助计算建立一套可以较为精确地估算某一区域内某一年龄组死亡率变动对人均期望寿命影响的计算方法和结果集,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内人口死亡率变动对人均期望寿命影响的快速估算。利用估算结果可以对区域内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或评价。文章以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甘肃省各年龄组分性别死亡率数据为基础对上述研究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     

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及其具体认定

关于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及其具体认定,我国刑法学界争论不休,这也给司法实务带来很大影响.这些理论争议通常脱离了中国立法与司法相冲突的实际,陷入误区.建议在分则增设相关条文予以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虽然造成了法定危险状态而成立危险犯的既遂,但自动有效地防止了实害结果发生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处罚.增设条文之前,应尊重法律拟制,并立足中国刑法解决危险犯犯罪形态的具体认定问题.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文艺美学审视

明清小说宝物叙事的常规艺术手法,有想象与夸张、构设悬念或补叙出身、类比与示现、铺叙与渲染等。宝物符号,构成明清小说宝物崇拜描写模式化的核心,而宝物的叙事模式,既是古代小说文体本身的变异——通俗化与史诗化,又促进了这一历史进程。套语,与明清小说中宝物叙述有密切关系。宝物崇拜构成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史诗手法为核心的创作受到市民接受心理欢迎,宝物的价值意义不断增值。     

农民合作中流动的社会资本:一项行动研究

社会资本可从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功能结果三个向度加以分析.在这三个向度上,岳东村农民养鸡协会的社会资本存量在组织化状态下得到提高,但是很快又回落到原来水平,表现出流动社会资本的恒定性,其原因包括社会资本结构变化困难、既有社会资本存量低、物质资本匮乏等.     

利率下降对我国居民跨期消费选择的影响分析

利率下降对居民跨期消费选择影响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对居民当期消费的作用方向完全相反,因而总效应要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对于我国中低收入居民来说,利率下降对其跨期消费选择的收入效应特别明显,替代效应则趋于零,因而降患反而会减少其当期消费数量.对于我国中高收入居民来说,利率下降对其跨期消费选择的替代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收入效应所抵消了,因而降息拉动其当期消费也不明显.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除了实施降息政策以外,还必须采取其他政策与之配合.     

施特劳斯与莱辛

1939年,施特劳斯结束在英伦的访学研究后去了美国.那时,他已经没有可能返回德国.不过,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然就是永别.二战后,不少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回国任教,施特劳斯也曾得到来自德国名牌大学的邀请,但他决定留在美国,直到去世,仅短暂回国一次.     

非H封闭式周转轮系的效率分析

根据输入件不同,本文研究了非H封闭式周转轮系效率,基于Matlab软件对非H封闭式周转轮的效率与传动比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根据传动比确定合适的基础机构的型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一种分配意外风险的规则,可以节约与分配风险相关的交易成本。事实上,无论是理论基础、法律效果还是适用条件,情势变更规则无不具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学逻辑,始终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心目标。     

1400～1900,北京五百年来的城市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变化同步,美国中国学界不少专门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开始转向中国的城市,韩书瑞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她的《北京的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通过对以寺庙为中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析讨论明清北京城内与城外、上层与下层、外地与本地以及不同种族的居民逐渐融合、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显示了她研究北京城市生活的独特视角。     

论追求确定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人无论干什么,都是在追求确定性,然而,人类面时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确定性不过是特 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例外,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有史以来,人类一向从两个交互影响的基本面--自然与社会,追求确定性.在应对来自大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中产生了科学与技术,而应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过程中产生了制度及其带来的秩序.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引致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科技还是制度,本身都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在加快.为何走到了事情的反面,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