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的当下意义——也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论法的精神》概括的由地理、经济、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良宪论是其核心精神,也是法治标准的核心标准,而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标准缺少这样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体历经君主政体、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个阶段,缺少宪政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论法的精神》的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现阶段仍有重大启迪意义。另外,《论法的精神》的比较研究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综合系统方法对我国法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回答,要点在于对中国现在国情的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的几个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已经作为一项重大的时代主题提出来了,社会管理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廓清。不能将社会管理等同于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创新不是实施全面控制,社会管理与危机管理是有区别的,也不能将社会管理理解为社会服务,还应正确处理好社会管理的"管"和"建"的关系。     

法律人培养视角下的法学教育检视

培养法律人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与主要任务.近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大陆本科法学教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基本价值理念及其实施机制的运行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综合来看,当下的法学院教育中,程序正义理念教育不足、法律解释的运用能力培养不够、法律的系统理解和运用能力教育不够、实践能力培养不足、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失衡以及法律思维的训练不足等几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与反思有助于我国法学院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转型"概说——兼论"内转外突"模式

以近三十年为考察时段,关于中国文学理论"转型"的提法颇多.就研究观念来看,"内转外突"模式存在着深层的弊端,而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不失为一种较为客观全面的考察策略.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以此为视角,不难发现,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逐渐破除了原有的"社会-政治"型式,向着新的"审美-历史"型式迈进.表现为审芙因素、形式因素的内部研究比重逐渐提升,涉及诸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外部研究也转换着其展现方式,内部与外部、审美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相互影响,此消彼长,不断谋求彼此之间的和谐比重,以促成"审美-历史"型式的最终确立.     

提高家庭美德建设成效的思考与建议

理论创新滞后、宣传教育空泛化、群众参与不足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家庭美德建设成效欠佳的不良因素,而萌发这些不良因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者脱离实际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僵化、对家庭美德中的人文特质认识不足、片面发展观的负面影响和大众传媒的价值误导.我们应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宣传和谐社会的理念,形成适合家庭美德发育的群众心理和社会氛围,并且在深刻理解家庭美德的实质、特性和正确遵循其形成规律的基础上提高家庭美德建设的成效.     

作为方法的进化论——胡适与贺麟对杜威进化论的理解

进化论进入中国呈现出三种主要的面貌,即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论、作为价值的进化论和作为方法的进化论.进化论在方法论层面的运用带来新的"景观","发生学方法"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景观".杜威、胡适和贺麟等都对此有所论述.胡适的"历史方法"与杜威的发生学方法有一定的距离,贺麟则对杜威的发生学方法有较深刻的认识,他对"独断的进化论"和"方法的进化论"的区分深化了现当代中国思想家对进化论的理解和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化的认识.无论如何,胡适和贺麟都确认"方法的进化论"的合理性和对于中国思想世界建设的重要性.     

营造一时之“国论”——《东方杂志》的舆论理想

1904至1908年的《东方杂志》采取了非常特殊的“选报”体例。在当时各种官报、民报中并未出现一种足以成为为中国报界的代表刊物之际,《东方杂志》以民创报刊身份,通过淘选众报、驱为己用的“选报”体例,对于同一舆论空间中的众报论说进行选择性转载,并通过大量奏牍、章程等官方文书的刊载,试图树立本国报刊信用,成为一份“秘密社会”中的“开明刊物”,以营造一时之“国论”。     

郁达夫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郁达夫的游记善于用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笔描绘山光水色的动人之处,赋予景物以神韵、性灵。同时,郁达夫的游记描写和议论相结合,寓议论于描写之中,借描写和议论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奠定郁达夫文学地位的是小说,但他的游记的艺术性、可读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论析

生态文学日益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立足于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性,关注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以利于推动它的发展,成为当前切要的问题。我国的生态文学表现出"五个结合"的特征,在生态思想、创作领域和社会精神文化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成就,但还存在创作规模和质量不够、研究条件和批评理论系统化不足的问题,需要在优化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方面作好应对。     

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它也左右着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具体说来,为赋予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尊老"观念以合理性,儒家所倡导的以"顺亲"或"无违"为中心的孝道观念,为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而长幼尊卑和师道尊严,也是这种"孝道"观念在处理非亲子间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191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