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鲁迅赞赏陶渊明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安顿人生;受佛道文化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和陶渊明一样具有解构性,但更倾向于解构之后的建立;鲁迅认为陶渊明是“悠然”与“金刚怒目”的辩证统一,又强调后者,这是其社会关怀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价中透视鲁迅对陶渊明归隐乃至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镇安故地壮族巫、麽、道信仰考察

镇安故地史称镇安府,自古为壮族聚居地,操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民间信仰巫、麽、道并存,以道为尊;法事仪式大都是巫、麽、道各种神职人员共同参与,通力合作;而镇安故地壮族民众对巫、麽、道信仰的虔诚和根深蒂固,是巫、麽、道民间信仰延续不衰的主要因素。     

德国“红娘”到东台

3月31日,德国退休专家组织中国项目部负责人赫尔斯博士来江苏省东台市,对该市引进国外智力和企业的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了考察。德国退体专家组织(SES)是一个公益性服务机构,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输出服务。赫尔斯博士从事向我国选派德国专家工作20多年,曾被我国政府授予国家友谊     

检视中国刑法视域下的危险犯

危险犯可划分为具体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有关“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的表述，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盗窃危险物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妨害安全驾驶罪、暴力危及飞行罪是准抽象危险犯。持有犯并非都是继续犯和抽象危险犯。危险驾驶罪和污染环境罪均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对公众健康只具有抽象性危险，所以，单纯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无论数量多大都不宜判处死刑。制作、复制不是《刑法》第363条第1款规定的实行行为，单纯制作、复制淫秽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都是具体危险犯。     

论恢复性司法理念在量刑协商中的运用

公益宽宥是将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是否决定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悔罪表现在量刑协商中有重要的考量价值,公益宽宥将悔罪情节具体化;公益宽宥将认罪认罚实体化。在量刑协商程序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丰富认罪认罚制度,建议以恢复性司法重构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和公益宽宥;将公益宽宥同时适用于有被害人犯罪与无被害人犯罪,可以解决无被害人犯罪悔罪表现趋于形式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