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类型

研究民族理论是当代民族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近20年来,由于苏联民族学家对于基本方法论问题的兴趣普遍提高,民族的历史类型问题始终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然而,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远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1.五十年代初,在苏联社会科学著作中,第一次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或如当时所说,“历史”)共同体存在三个基本阶段:部落、部族、民族((?))。(?)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在当时最权威的著作《普通民族学概论》中指出,不同     

混合婚及法裔加拿大人同化于操英语加拿大多数民族的问题

据统计,魁北克以外的许多法裔加拿大人正在同化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社区。依据加拿大人口普查资料,在加拿大9个主要操英语的省份中,很多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报告说:他们在家中已经不以法国为主要用语了。1981年人口普查确认了这种情况并且证明主要以英语为母语的9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     

苏联各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共性与特性(上)

苏联的民族过程具有不少共同特点。这首先是由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基础的共同性所决定的。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的繁荣和进一步全面接近,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反映。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性质、民族分布、文化特点及其他原因,苏联各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一定的特点,而且进程也各不相同。因此,按照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民族共同体的类型决定的)来考察苏联的民族发展过程是适宜的。苏联的民族发展过程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形成的民族;2.在苏维埃时期形成、未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     

拉丁美洲的东亚移民

帝国主义通过扭曲遭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经济,导致人口迁移与大量移民。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到远东的许多国家。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英国对茶叶的需求量相当大(其次是丝绸),但除了清政府需要的白银外,没有其他可交换的物品。为防止国库的耗尽和平衡贸易条款,英国商人于是寻求扩大中国的鸦片市场。东印度公司首先抢占了这个市场,然后鸦片贸易便被私人企业所垄断。在最大的经销商中,英国的贾丁与马西森公司位列其中(Hanes and Sanello,2002)。中国人的禁烟努力导致了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给…     

西藏人的婚礼

在西藏各地,婚礼的规模根据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典型的西藏婚礼是这样开始的:首先是未来新郎的父母在认为合适的姑娘中做广泛的调查,谨慎地选好几位姑娘后,如果占卜表明她们可以与未来的新郎结缘,那么就请求诸位姑娘的父母亲答应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然后把未来新郎和选中姑娘们的名字、年岁送到占卜者和星占学家那里,通过占卜肯定哪一位姑娘符合条件。通过占     

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在本文中,我考察了南非HIV/AIDS行动主义的道德政治如何有助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新形式的出现,这种新形式既与基于权利(rights-based)的斗争相关,又与个体HIV/AIDS患者对病痛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极端体验的共享意义相关。我指出,可以确定的是,正是晚期艾滋病患者"接近死亡"的绝境体验、以及与这种疾病晚期阶段相连的巨大污名和"社会死亡",为HIV/AIDS的幸存者对"新生命"和社会行动主义的委身提供了平台。行动主义者的干预和对这些创伤经验的重述也推动了HIV/AIDS对行动主义的委身和社会底层的动员。此外,污名和社会死亡的巨大否定性也驱使行动主义者重建对HIV检测呈阳性人群新的、正面的身份认同,并促使他们思考,作为一名公民-行动主义者和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员意味着什么。     

浅谈维吾尔爱情叙事诗中"殉情母题"及其文化内涵--以尼扎里爱情叙事诗为例

"殉情"是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母题,它触及人类共同遭到的悲惨命运与人类的集体心理深层.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无论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存在殉情故事.维吾尔社会中,曾在封建婚姻制度与伊斯兰教道德教义的残酷迫害之下,无数个青年男女走投无路,走上自尽殉情的道路.80年代,由于父母包办婚姻的原因,维吾尔社会中酿成了一些青年男女自杀殉情的悲剧.     

民族过程是一项研究课题

表述民族过程的出发概念是民族(этнос)与民族共同体(этн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Этнос)”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含有民族、人民之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很早以前就已在科学文献中采用(俄国著述大约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但把它作为专门概念进行科学阐述与深入研究,借以标识特殊的人们共同体,实际上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     

试析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逐步深入,特别是法国学术界公布和发表伯希和携往巴黎的藏文写卷(?)目录和照片以来,我国藏学界重新识读、翻译和研究了不少敦煌藏文写卷。这方面尤以王尧、陈践先生用功最勤、著述最丰,他们的研究工作,对藏学研究的发展,启迪更多的青年参加敦煌藏文写卷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事藏族史教学工作,对吐蕃史尤有兴趣,久闻敦煌写卷对研究吐蕃史的重要意义,早已心神往之,只是苦于地处偏远,学识浅薄,长期不得其门而入。     

“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