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灵异记》中的神仙道教因子

《日本灵异记》是日本第一部佛教说话集,其中吸纳了中国的神仙道教因子。作者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对道教元素进行了充分的改造,将不同宗教性质的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以及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价值。     

谈秦始皇“南取百越之地”

在"六王毕,四海一"的形势下,秦始皇又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为中国的大一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就南平百越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南取百越的时间《史记·南越传》说:"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是根据"王翦遂定荆江南北,降越君,置会稽郡"推算的.故《集解》徐广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岁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今江浙一带是越族活动地区,楚平越后,"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王翦定楚江南地,他们又投     

城市“空巢”老人与孤独感研究

本文运用对烟台市230位城市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空巢”与城市老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老人孤独感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空巢”与老人的孤独感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大多数的老人自愿选择与子女分住;代际间的交往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影响老人孤独感的主要因素有婚姻状况、子女是否孝顺及对自己赡养现状和子女照顾的满意度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烟台市,“空巢”对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婚姻状况和子女是否孝顺是影响老年孤独感最为重要的因素。     

基于畅通可靠性的连续道路网络设计

随着优质可靠服务需求的提高,发展设计高可靠性道路网络的方法成为一个急迫的课题.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连续道路网络设计问题的双层规划模型,其上层模型是最大化的路网整体畅通可靠性和路网扩张率的差值,其下层模型是随机用户均衡交通量分配.通过Hooke-Jeeves算法解算这个模型,得到了一组优化的路段通行能力扩张值.结果表明,该双层规划模型是设计高可靠性道路网络的有效工具.     

古希腊的荣誉观念及其启示

吴潜涛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要求的精辟概括,并对之进行了详细论证;刘云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荣辱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探讨;杨丽坤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社会调控机制进行了解析,认为研究社会调控机制对于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非常重要;冯秀军对荣辱观教育中的情感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荣辱情感是荣辱观形成的基础,荣辱观教育需要诉诸情感才能真正抵达心灵并见诸行为;刘建军从理论依据与时代内涵的角度对“以辛勤劳动为荣”进行了详细阐述;黄岩对孟子的“荣辱观”进行了解读,认为认真研究孟子的荣辱观思想对于我们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邹秀春对洛克的道德法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其道德法思想中关于道德观念建设的有益规律和方法,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郑小九对古希腊的荣誉观念进行了评述,认为古希腊文化中关于荣辱的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范笑仙则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学术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论延边发展向型经济

延边是吉林省最大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是我国朝鲜族主要聚居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热潮中,延边发展如何,如何发展?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请各位专家给予指教。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延边经济注入了活力。9年来(1978——1987),延边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每年平均增长8.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38倍,每年平均增长10.1%;农业总产值增长41.9%,每年平均增长3.9%;财政收入增长2.7倍,每年平均增长15.7%;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2倍。改革9年是延边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诗歌美学理论与实践》即将出版

《诗歌美学理沦与实践》是湖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诗人、老新闻工作者(诗歌编辑)江柳的新著。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系统方法,研究了抒情诗的本质及其整体系统,分析了诗的要素、序列、结构、功能、环境构成条件,论证了声律、语言、意象、技巧如何依照规律转换为意境从而取得“意在言外”的最优化艺术效果问题。此外,还探讨了诗人主体的审美感受、情感、想象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它是学人之作,也是诗人之作;不仅旁证博引,中外兼收,纵横古今,令人思路开拓,而且颇多创作中的甘苦之谈,发人深思,文字清新,雅俗共赏。     

民族旅游村落景观化过程研究

与"旅游凝视"强调游客在旅游业中的重要角色相区别,景观理论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到旅游景观本身,从观看者与观看对象之间的关系出发,使研究能够检验旅游、认同和意义之间存在的复杂交集,景观视角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旅游的社会和文化过程。本研究通过田野调研获取的定性材料,对位于汉、藏、羌交接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嘉绒藏族村落在旅游开发驱动下的景观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政府从不同空间中择取族群文化密切度高的文化事项,通过"景观制造"而形成符号化表征,并展示于村落景区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村落景区中的村民借用生产者使用的景观幻像,在旅游业引导下进行景观的再造,并诱致族群身份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