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中国戏剧美学的圆形思维

中国戏剧美学的圆形思维姚文放虽然就思维水平而言，中国戏剧美学的规范思维、整体思维、具象思维存在着抽象思辨不足、逻辑论理不力的欠缺，但是对此又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戏剧美学的思维方式仍然不乏思辨的成分、逻辑的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和逻辑力...     

中国文学传统转型的内在机制

陈伯海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形成于一次次转型之中,转型并不脱离传统的建构,而是传统演进的重要表现。朱德发认为,在中国文学向现代的转型中,更应当关注文学内容的转型,同时明确文学转型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学样式都发生了转型。姚文放探讨了文学传统转型的内在机制,认为文学传统常常在不同时代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发生偏离和变异,文学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转型中完成的。方忠认为,中国散文到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艺术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本体意识、流派风格、语言符号等方面。     

社会整体性的表征：卡勒“理论”的生产性

关于"理论",乔纳森·卡勒做过若干界定,解释性是其特性之一。"理论"的反思性、批判性恰恰是通过其解释性而实现的。在卡勒那里,文化研究与"理论"是两个可以相互置换的概念。这两者产生于文学研究但却挤压和排斥了文学研究,从而实现了方法论的转变,将文学解释为社会整体性的表征。于是对文学对象的阅读就有了诗学模式/解释学模式、恢复解释学/怀疑解释学、表征性解释/症候性解释等一系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分。本文通过对于这些错综复杂、欲理还乱的关系的厘定和归置,揭示了"理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新文类,具有显著的观念生产、知识增长和学术建构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