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增田涉

中国人民尊敬的日本友人增田涉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了。一九七六年八月,即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前夕,新华社记者从东京发出一则电讯:《增田涉回忆鲁迅》。在这篇洋溢着中日人民友情的报道里,增田对鲁迅的深情怀念,对中日人民反霸、友好事业的坚定立场,至为感人。鲁迅和增田之间的友好往来,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难以忘却的一页。回忆他们之间的友好情谊,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反霸、友好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宪法思维中的政治文明

宪法是在人类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 ,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在宪法思维中 ,政治权力的宪法化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前提 ;政治过程的法治化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自由 ,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关怀。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

在“三个代表”中,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处于基础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新世纪中,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列宁怎样提出和解决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其主要之点概括为十条,第一条,就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的问题,并且指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这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实施这个战略决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党的八大早已提出了重点转移问题,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开始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决不是有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就能解决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正如列宁所说,决不是同一政治轨道     

分类法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中的应用及特点分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DDC、LCC、UDC、《中图法》等分类法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中的作用，并对其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郑和与哥伦布:两个偶然角色,两种必然命运

郑和是一个谜. 600年前,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伟大壮举.他的船队有2.78万人,分乘63艘巨型宝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有人甚至说他还到了美洲.     

信托本质初探

信托是一种移转财产并加以管理的制度设计。它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者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围绕信托财产的管理和分配而展开的①。依据信托原理,一个人在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亲自管理财产的情况下,可以将财产转移给他信任的并有能力管理财产的人(即受托人),并指示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及收益用于受益人的利益。此时,受托人要保证真正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使收益归于受益人。从中可以看到信托区别其他财产称转管理制度的根本特质,就是将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收益主体相分离,即所有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公众参与、“双重”商业化与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本研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论述了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机制。从较长时段的当前史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公共价值,是在媒介技术演进机制、逐利的欲望机器与公众的社会交往机器三者之间的深度关联之后,所形成的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中生成的;而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又使得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随着技术媒介形式和媒介平台的更迭,不断以块茎式、游牧式的方式生成与转移,从而构成了数字时代不断延伸的公共价值“逃逸线”。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因素对数字平台公共价值兼具构建性和耗散性效应,因而也是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的重要要素,对其复合作用的评价需要超出单纯的拒斥或赞誉这两种常见的态度。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机制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人民性、公共性与社会建构性,从另一个侧面重申了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