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曾纪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

曾纪泽（１８３９－１８９０年）,字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他是曾氏家族中较有作为、在近代中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爱国人士。在清王朝面临列强环伺、国将不国的“变局”情势下,他积极主张吸取和学习西方文化,并著书介绍推广。他还积极建议派人出国留学,在开通社会风气、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与此同时,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追赶现代文明的潮流中他开始产生和形成其内容丰富、积极开放的西方文化观。一、曾纪泽西方文化观的产生和形成曾纪泽所生活的１９世纪中后期,正是外国侵略者…     

贫困影响评价与资源利用———以草原奖补政策和土地流转为例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援助机构的实践,分析了贫困影响评价对改善政策和项目设计的作用,并基于实地调查资料,分析了中国草原奖补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对乡村贫困人群的影响。本项研究发现,贫困影响评价不仅要基于政策文本,更需要基于政策实践,政策实践产生了远比政策文本更复杂的影响。草原奖补政策和土地流转的政策设计都有利于贫困阶层,但是实践的多样性却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草原奖补政策的不完善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经营风险的转嫁都增加了贫困群体的风险。     

荀子幸福观析论

作为战国末年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对幸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在孔、孟之后看到了社会幸福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国家昌盛个人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祸福的相互转化和德福悖论,他主张修养德行来促进幸福,但他亦勇于正视社会现实中个人主观努力与实际结果的差距。他认为致福的路径：一是加强自身修养;二是审时度势,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汲汲于物质幸福,而更多地去追求精神快乐。因此,荀子的幸福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既有幸福理论的改造。     

天津农村居民增收的机遇与挑战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发展目标,农民增收任务十分繁重。本文对十一五期间天津市农民增收情况进行了回顾,对十二五农民增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一、十一五期间天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分析2004年到十一五末的2010年,天津市紧紧围绕三农及农村全面小     

道路交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的数量与日俱增,随之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也逐年增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主要介绍了影响交通安全的四方面因素,重点分析了道路环境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最后指出对道路环境的合理设计可以有效的减少交通事故,提高道路安全水平。为交通管理和道路设计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     

杨笑侬:中国第一“飞机经纪人”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驾驶一架像“法拉利跑车”一样的私人飞机,鹰一般翱翔在广袤的天空或带着女朋友兜风?其实这并非遥不可及的梦,以罗宾逊R-44直升机为例,每架售价400万元人民币,比宾利和劳斯莱斯这种高挡轿车还便宜,而且购机也可以分期付款。     

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因果推断分析

使用CFPS 2010和CFPS 2014家庭面板数据,以开通公路和公交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结果表明:通过增收效应和文化冲击等途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改善农户的教育观;进而促进农户提高物质和非物质人力资本投资;这有利于端正农村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青少年学业成绩。所以应继续加强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农户和农村青少年对教育的内生追求动力,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教育公平,也有利于为“三农”注入内生发展动力,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以我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资料,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生产率指数法评价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构建回归模型,采用两步系统 GMM 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整体环境 TFP 指数有了提升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是存在地区差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现“∽”或者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大部分省区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环境规制还通过产业集中度、企业环境管理战略、公众参与和 FDI 间接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