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经商潮的社会背景

十六、十七世纪明中后期“经商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基础，人地矛盾的尖锐，繁重的赋役，社会意识的变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     

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

明清商人经商或以获取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为满足,不逐厚利;或以义为追求的最高目标,通过商业活动建立完善的传统道德人格的经济基础;或害怕冲突,隐忍退让,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这些都是与商品经济的获利本性及正当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相冲突的。其产生的外在因素在于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在因素在于其不逐厚利,以实现对义的最大追求。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性是明清商帮衰落及未能整体转化为近代商人的原因之一。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人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西部大开发"博士笔谈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是西南师范大学５０华诞。５０年的辛勤耕耘迎来了桃李芬芳、人才辈出之今天。我们在校庆专刊上组织了“西部大开发与高等教育笔谈”（５期）和“西部大开发博士笔谈”（６期）,我校专家学者和博士们从不同的角度就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开展讨论,大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同时,我们还在这两期专刊上首次推出了“西南师大学人学术”栏目,以展示我校历史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他们是学校的骄傲,是学子的楷模。今后,我们恳切地希望大家给予“博士论坛”和“西南师大学人学术”大力支持,使其办得更好、更具特色。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总趋势及其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

十六七世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时期.此时期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普遍兴起对中世纪文化的批判,形成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其特征是:反对中世纪的权威,主张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肯定现实人生;提倡平等,反对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在此时期的中国,李贽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黄宗羲发出了反专制的呐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新的历史趋势,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首先,传统权威受到怀疑与批判,反对权威成为这个时期时代思潮的主要特点.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为本位,宗法等级制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学说,为了等级制社会和谐发展,别贵贱、尊卑,序长幼,强调个体的义务与服从.尊尊亲亲、事亲孝,事君忠、事长敬.因此,权威意识非常浓厚.反映在哲学形态上,自孔子始,就谆谆告诫人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其本人也尊崇古代的权威,提倡“述而不作”.两汉时期,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思想.儒家的典籍也被视为经典.它不仅是治国的指导思想,更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人们通经即可做官,成为统治者.因此,儒者对其经典进行广泛的考证、阐释,形成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千年之久的经学.经学把孔子之言视     

《明史食货志》之编纂、研究与校勘修订

《明史食货志》之编纂始于清初潘耒辑录明实录的有关资料,志书草稿成于王原,而后删改成王鸿绪《明史稿》之食货志,雍乾之际再加修改而成其书。此书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20世纪中期以后,海内外学者开始对之进行校勘,纠正其失误。近几年对初校本《明史食货志》校勘记的修订是在尊重并吸收前贤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复核、修订初校本原有校勘记,并对新发现的问题加以考证,作出增补校勘。每条校勘,首先从论证较详的校勘记长编入手,而后简化成扼要的校勘记。初校本《明史食货志》原有校勘记99条,修订后形成了校勘记长编247条,又从中择出223条简化成校勘记。文章选列其中校勘记长编30条,希望读者由之了解本次校勘修订工作的大体状况。     

清代通江“三李”的人生际遇、为政理念及学术文化精神

所谓清代"三李",即是指李蕃、李钟壁、李钟峨父子三人。此三人,在康雍乾之世,名动一时,道光《保宁府志》、《通江县志》皆有专传。《雪鸿堂文集》收入了三李的大量诗文,内容极为丰富,涵盖经史子集,反映了三李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非常渊博的知识。透过《雪鸿堂文集》,综观到三李的人生际遇及为政理念,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三李求是创新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精神,可以得知其家世及人生际遇。     

福康安生年及身世考

清代乾隆朝叱咤风云的战将福康安的生年及身世,史学界有种种论说。经研究和考辨,福康安当生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福康安为乾隆宠相傅恒之子而非乾隆的私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