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60余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授予单位的2000—2010年3680篇硕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有如下特征:题目新颖化、内容前沿化、视角多元化、史料多样化,大致反映了近年来此领域的研究方向及未来发展趋势。然而,此中亦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如选题内容过于碎化,选题区域中地域意识较强,研究生思维受其导师影响程度较深,选题方向与党史专业界限不清等问题。     

小草

正~~     

科技人文化与东方心性之学

科技与人文的失调集中表现在当今“真”与“善”的冲突上。文章试图用东方心性之学来解决这一困境 :将科技人文化即主要是科技道德化 ,尤其应当把心性形上思想融合到现代科技实践中 ,使其尽量避免负面效应 ,发挥正面功效 ,福祉人类。     

抓住机遇 发展新疆石化工业

塔里木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揭开了我国石油工业战略西移的序幕,也为新疆经济发展,包括石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使之变为现实,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为此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化改革,精心筹谋,寻求解决发展新疆石化工业发展问题的新思路。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历史责任问题

吴佩孚镇压二七大罢工问题,其有很深的渊源。不过,我们在看到吴佩孚对二七大罢工负有不可推卸的镇压之责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曹锟亦难卸其责,且似有过而无不及。曹锟之外,北洋政府对二七大罢工也持严厉镇压的立场,并与参众两院议决调和京汉铁路工潮办法形成强烈反差。     

试论高等教育收益中非量化内涵的若干关系

本文讨论的是高等教育收益问题,着重讨论收益中的非量化内涵的两对关系,以此来说明高等教育的收益特征及其丰富关系。一对关系是收益效果领域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另一对关系是获得效益的对象中的个人效益和社会(区)效益关系。高等教育受益者首先是受高等教育者个人,个人效益实现之时,即开始对社区产生效益;社区有了效益,就可能对个人的效益产生持续促进的作用。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的实践来完成的。虽然受教育者从事的某项工作可以划归于经济部门或社会部门,但实际产生的作用却不会分得那么清楚,可以是以经济或社会为主,但绝不只是经济或社会效益。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2005年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华兴教授与张元隆、李海生合著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一书,全书602页,47万字。该书是“九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作者历经多年反复修改出版,奉献给学术界的优秀成果。李华兴教授是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知名学者,该书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又一硕果。     

对清末道德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存古学堂为考察中心

以存古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清末道德教育,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集中体现在舆论氛围恶化、存古学堂自身问题丛生及学部的政策支撑不力三个方面.探究清末道德教育失败原因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德育成功的关键;二、强化相关机构自身建设是德育成功的基础;三、合宜的政策支持是德育成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