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_“破约保路_”,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     

近代城市社区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 ———广州文澜书院产业案探析 (1925—1936)

1929 年 8 月, 广州文澜书院管箱绅董罗崧藩被时任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拘禁, 被迫交出该 书院产业的全部契据。 随之, 广州市政府宣布将该书院全部产业收归市有并予以整理投变。 在该书院产业从 “民间社区公产” 变易为 “市有公产” 的过程中, 当地省市政府、 市总商会、 地方党部、 社会团体与地方法 院皆牵涉其中, 展示了当时城市社区公产变易的具体过程以及地方各新旧力量围绕地方公产展开较量争夺的 复杂情状, 揭示出诸多与既存研究相异或此前被忽略的新面向, 由此反映了自清末新政启地方自治始至辛亥 鼎革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倡行 “以党治国” 等大变局下, 地方公产变易与地方权势演变的互动态势, 并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公产变易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