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立人”思想(或称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严复和梁启超的影响。鲁迅与严复的关系笔者已另撰文论述,这里,我们仅就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谈一些看法。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总的说来,他以改良派领袖人物闻名于世。但是从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三     

日本研究开发战略的变化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各企业和各研究机构为中心的分散的独立的科技开发战略已发生新的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开发体制的变化。70年代后,随着科技开发重点向电子产业和新材料领域的转移,在日本发生了第二次研究所热潮。对于日益高涨新技术研究热潮,日本政府不     

《狂人日记》与浪漫主义

许多同志已经指出,我国新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狂人日记》,从创作方法上来说,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我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一论断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同鲁迅以后创作的小说相比,《狂人日记》又有着鲜明的独特之处:由于作品自始至终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理想,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因而闪耀着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此相应,在艺术表现上,也较多地采用了浪漫主义文学惯用的某些手法。鲁迅笔下的狂人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清醒认识,热烈地、执着地追求着积极向上的社会理想。他看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的历史,他看到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到处都存在着为吃人辩解的说教。他痛恨、诅咒、反抗这吃人的现实和吃人的理论,他要通过理智的分析,通过陈述利害,劝转人们抛弃吃人的思想,从而改变吃人的现实。狂人在日记中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指他的大哥)起头;     

“半”字微妙

单从字面讲"半"字并不引人，诸如：一半、半个、半边、半成、半熟等等。李密有《半半歌》云："看被浮云过半．半字受用无边......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颠，马放半鞭稳便。"德国哲学家尼采也有一首叫做《处世之道》的诗云："别在平野上停留，也别去爬得太高。打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半藏半露"在艺术上标榜为一种风格．太露则失之中谈．藏得太深则失之晦涩。"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佳句千古不衰，恰好体现了这一个"半"字的艺术微妙。舞蹈、绘画、时装、雕塑等艺术，无不刻意发挥"半"字之奇效。然而，…     

日本企业在海外设置研究所的目的与方法

到目前为止,日本企业在海外设置研究所的地域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亚洲。据对部份日本海外企业的调查,1992年,在美国设置的研究所有28所,欧洲设置的研究所13所,亚洲设置的研究所9所。调查结果表明,在上述三大地域设置研究所的目的7项:即技术转移、确立系列体制、开发与当地消费相—致的产品、适应当地各种需求、发掘不同的创造力、集中合作研究和建立研究开发网络。其中,设置在美国和亚洲的研究所最重视的是开发与当地消费相一致的产品和期望建立研究开发网络。而设置在欧洲的研究所最重视的是     

超越英语阅读障碍

英语学习不良,主要指阅读困难,在西方国家,这一现象一直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我国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针对学习不良儿童的研究,但主要是关于汉语发展性阅读方面的研究,专门针对英语学科的还不多见.在此,笔者将简要描述阅读困难儿童的一些特征,就笔者对阅读困难学生的成功教育经验,来探讨个别导学和分享式阅读在提高英语学习不良儿童在阅读能力方面的可行性及具体的课堂操作过程.     

试论萎缩再生产

萎缩再生产可以看作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三种类型。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这个原理与社会(包括企业、部门和行业)在某一生产阶段或生产周期呈萎缩再生产并不矛盾。本文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就被人们一直忽视或未注意的萎缩再生产的一般成因,条件类型及其它两类再生产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并试图寻找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肇烽火

攻克肇源一天晚上，在官泡子渔房养精蓄锐的战士，突然接到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份通知，让战士速到肇源三站东北哈拉胡雪吃大庙集结。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暗自分析说：“集合这么急促，可能有新的战斗任务。”赶紧携带仅有的七支步枪，迎着晚霞向哈拉胡雪进发。哈拉胡雪是蒙古族一座喇嘛庙。分布在各地的战土和新人队的30几人按通知要求，排除重重艰险准时聚集到这里，迎接新的战斗。支队作出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出大庙院子。为了保障安全，门口由身穿喇嘛服的战士看守。深夜，徐泽民在这里召开全体战士参加的会议，对大家说：“这二十几天…     

评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正> 汉武帝执政后,在思想政治方面,罢黜“黄老”,独尊儒术;在经济方面,放弃文景“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这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但是,史学家们在评论汉武帝及其“新”经济政策时,却很少注意它的消极作用。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汉武帝“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和政治危机,为后来历代统治者称道并效仿,但是,当我们将汉武帝前后经济发展状况作一对比分析后则发现,它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哲学上的党性和政治上的党性

哲学的党性原则,过去视为神圣,现在又望而生厌。有人认为信奉哲学的党性原则就会“扼杀哲学史的活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或者把它说成只是适用于欧洲哲学而不适用于中国哲学,或者把它说成只适用于近代哲学而不适用于现代哲学。因此进而主张“突破”。“突破”的结果,有人推翻了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的划分,改组成四个派别;有人则取消了一切哲学派别,又走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老路。出现这种现象,正是以往极端地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走向了反面,也是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