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现状和展望

中国人类学研究一直关注民族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外理论的翻译介绍大量出现,同时国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问世。尽管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存在着学科建设尚待规范等问题,但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

"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何光岳的古史研究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作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中国古史学界应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

古本《竹书纪年》有"启征西河"和"胤甲居西河"之记载。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夏代西河得名盖缘于该地位于古《汉志》河以西。     

《诗经》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新论

《诗经》蕴涵有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 ,其中涉及到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诸多学科领域。在历史地名学 ,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水文、植被和动物、气候 ,历史人文地理学如国土结构、生产配制、民族分布、水陆交通、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诗经》 ,对于全面深入认识先秦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建构起日臻缜密和完善的先秦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评介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充分孕育并初步成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在这一被文化史专家称作“轴心时代”或“枢纽时代”所兴起的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诸子之学,是古代思想的精华,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历来为民的主体,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