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工程原理课程教学内容优化

系统工程原理是一门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生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整体”或者“系统”的思维方式来科学分析复杂的工程方案和解决非稳定性工程问题的能力,需要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经验和全局看待问题能力。针对新入学研究生的经验和能力明显不足,学生学情和课程需要与学生具备的能力不匹配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该文提出对系统工程原理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采用以现有的知识储备为起点、结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与实际大科学工程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优化方法,从而实现高质量教学。     

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保护研究

麟州故城为唐宋边关古城,其遗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良好,对研究古代政治、军事及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价值.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为少数现存唐宋城墙,保存的完整性,我们研究古代夯土城墙和展现我国古代军事提供了重要依据.麟州故城古城墙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做好古城墙的保护,仅是对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中华精神文化的保护和继承.     

注册会计师聘任机制:困境与改革

注册会计师应独立于客户,但是在现行公司治理下,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实际掌握在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手中,这将损害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所以有必要改革注册会计师的聘任机制,以保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权掌握在股东或其代表手中,避免管理当局操纵注册会计师的聘任.目前靠单一的制度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以减少公司管理当局对注册会计师聘任的干预.     

对我国实施预约定价制的思考

预约定价制(APA)是转移定价管理的一种有效方法.自1991年美国率先采用以来,预约定价制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在我国,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及部分国内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逃避税收,给我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推行预约定价制,从而加强对转让定价避税行为的监管.本文拟对预约定价制进行一般的评价,并就我国如何实施预约定价制提出若干建议.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     

关于“学术腐败”问题的价值观视角

当前,学术腐败现象屡屡发生,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实质是由于价值观扭曲和个人私欲膨胀的结果。矫治学术腐败必须注重加强对学术工作者思想的正确引导,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培养学术精神;不断完善学术体制,营造一个公平的学术环境,真正做到标本兼治。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给作文插上创新的翅膀

200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语文科《考试说明》，打破历年对作文评分的常规，提出两个等级，一是“基础等级”（50分），一是“发展等级”（10分）。这不仅对2000年考生的高考作文得分情况有直接影响．而且对以后中学作文教学也有导向性意义。中学生不但要写好基础等级的作文．还要力争写出发展等级的作文。“发展等级”的作文有四项内容：1、表达深刻透彻；2、表达生动形象：3、语言富有文采：4、有创新意识。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