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援藏精神”的内涵与弘扬路径分析

在数十年援藏实践的基础上,2021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提出了“援藏精神”。对“援藏精神”的内涵阐述与弘扬路径探讨是一项重大课题。“援藏精神”概念的形成既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又与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轨迹紧密相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援藏工作的工作轨迹,研读其相关讲话精神是阐释“援藏精神”的科学途径。“援藏精神”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崇高精神在援藏实践中的精神呈现,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弘扬“援藏精神”,贵在有奉献精神,重在转化为西藏建设者的实践行动,关键在持之以恒,建立践行“援藏精神”的长效机制。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80-2003年

从西藏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把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中央政策、社会稳定等因素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对影响西藏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西藏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量严重不足、投资方向与农业发展要求不适应、投资不配套可能是造成统计上不显著负相关的原因;财政支农生产性支出对第一产业地区总产值在统计上显著并呈正相关;“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农业生产的一系列部署是有成效的;稳定虚拟变量与农业产值或农业GDP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关系,表明农业生产较少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     

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四维因素论析

边疆经济与非边疆经济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的则完全来自于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阐释边疆经济的重要方式是分别阐释经济性、制度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相对独立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阐释维度。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但制度性因素毕竟还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     

基于"软实力"建设的西藏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研究

本文将"软实力"建设与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着力从我们在发展"硬实力"解决西藏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困境"出发,剖析达赖集团对"软实力"的运作,剖析"3.14"事件,阐明转向"软实力"建设对稳定西藏社会的重要意义."软实力"建设是解决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是国家治理西藏的国家战略策略.要在加快"软实力"建设中找到突破口或者重点领域.提升西藏公民能力建设,提升政府能力建设,提升引导与管理西藏宗教事务能力,提升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国家涉藏国际公关能力建设,强化提升藏学研究能力建设.     

几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

总结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对于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分析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的方略,阐述不同时代西藏发展面临的特殊矛盾以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促进西藏发展的方略,有三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一是西藏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问题,区别于一般省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支持西藏的发展需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和政策;三是对西藏发展道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基于社会和谐建设的中国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遵循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欧标"和"亚标"的一般性做法,从"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对"中标"进行建构。构建"中标",既遵循"欧标"和"亚标"的建构性因素,又对条件性因素进行适当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是将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规范性因素加以考虑。当我们考虑规范性因素时,既考虑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以及现实中需要实现的八个具体目标,又考虑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衡量中国社会的指标可得性。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

作者利用博弈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农户与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农户与作为整体的政府进行博弈有多个纳什均衡点,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是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占优战略均衡,但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努力,努力),也就是既节约中央的财政资金,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要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既要激励合理,又要经常监督,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也谈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问题

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有利于其产权制度适应市场化经营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和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渗透;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可以确立“股权多元、国家控股”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模式,建立规范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还应选好突破口,切实解决股份制改造中的难点问题,做好配套改革与培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