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州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

清代河州地区的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与内地并不完全一致,如清代河州地区既使用"仓石"仓斗"仓升",又流行当地的"市石"市斗"市升"。在制钱方面,河州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比值,与内地的制钱比值并行不紊。除此之外,清代河州地区地亩计算大多是以下籽量的多少为单位,而不是以"亩"为单位。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高昌回鹘与河州

高昌回鹘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的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在高昌回鹘的历史长河中,它虽然是一段不受关注的插曲,但对于元代以降的河州而言,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研究,不仅是对高昌回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对大批东迁至河州的西域民族的研究,为解决河州民族史上一些悬疑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明代西宁李氏家族补阙

西宁李氏家族是河湟地区的一大望族,有明一代,李氏家族涌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依据新近查阅到的《李公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结合现有的李氏碑铭资料,以及《明实录》、《锦衣卫选薄》等史料中有关李氏家族成员的记载,对目前学界有争议的李文籍贯及族属、李南哥初授武职及李氏后裔袭职等问题进行辨误和补遗.     

《岷州卫建城碑文》与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考论

《岷州卫建城碑文》与《二郎山铜钟铭文》为考证明代岷州卫、洮州卫的建制、规模、历史提供了绝好的证明。岷州卫不是从岷州千户所升置而来,洮州卫也不是从洮州千户所升置而来,这在正史中并未说明。《二郎山铜钟铭文》还对西固城千户所、礼店千户所的设置均有订正。     

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及其重建模式研究——以跨区域补偿与生态效益市场化为例

根据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现状以及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在分析了生态补偿相关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以完善跨区域补偿与引入生态效益市场机制作为切入点,探索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问题的另一种路径.     

浑邪休屠族源探赜

浑邪、休屠虽为匈奴部落,但并非匈奴本族。休屠部的形成与河西月氏人有直接关系。河西月氏人中有“酋涂”部,“酋涂”即“休屠”。匈奴打败月氏后,大部分“酋涂”成为匈奴的休屠部,其余则西迁至酒泉一带,成为小月氏之“酋涂”部。霍去病出征河西后,小月氏“酋涂”降汉,成为河西“休屠”的一部分。匈奴浑邪部来自义渠中的“浑邪”部落。“浑邪”即“混邪”。混邪与商周时期的“混夷”有族源关系。混夷衰败后,一部分融入到义渠中,成为义渠浑邪部。义渠被秦国打败后,一部分义渠人北迁,最终被匈奴征服,成为匈奴浑邪部。匈奴休屠、浑邪部的族源虽非匈奴本族,但其首领有可能是匈奴贵族。     

秦、西汉时期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考辨

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 ,但仍有章可循 :在呼韩邪单于之前 ,它的主干是长子继承制 ,同时 ,它需要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方式的补充。兄终弟及以及叔继侄位、侄继叔位等虽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得以实行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它们在长子继承受阻碍时承担衔接和纽带功能。     

文化嵌入视角下个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文化具有民族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身份建构和归属,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远根本,文化嵌入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个体文化嵌入通过与文化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等文化核心要素接触,实现个体的文化认同。它不仅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还要与文化濡化和文化适应的经验相结合。增强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通过文化嵌入的外显和内隐路径。外显路径始于文化实践,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拓展文化内涵,扩大文化接触域,推进文化实践日常化,统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形成发展合力;内隐路径始于建构文化信仰和塑造文化价值观,通过提升文化认知,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信仰,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