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口岸多元饮食文化的民族志研究

本文主要基于田野调查以及历史资料,对满洲里口岸多元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其多元饮食文化体系的形成,主要遵循两条主线：一是农耕饮食文化与游牧饮食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二是俄系饮食文化的不断融入。满洲里口岸多元饮食文化体系,既包含汉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不同民族饮食文化传统,也含有俄系饮食文化要素。满洲里口岸特色饮食文化的形成与不断发展,有机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充分显示出由多元饮食文化汇聚、交融、互鉴而成的一种地域性共同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具体印证和生动体现,也是我国边疆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日常生活领域具体真实的反映。     

用大数据巩固脱贫成果

近期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高度重视大数据在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健全防止返贫大数据监测平台,加强相关部门、单位数据共享和对接”,“进一步完善基础数据库”,“加强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社会。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思路——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

本文试图从人类学整体观的研究角度,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艺术”为个案,探讨热贡艺术的文化生态保护和有效传承的内在机制,对基于整体观的文化生态保护思路进行初步论证,重点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社会机制,分析社区发展与文化传承、保护的可行性方案。     

土族族源研究及其反思

本文基于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视野对土族族源研究进行深入分析和学术反思，以期对相关的研究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并结合实践层面的微观个案研究深层考察土族研究的新动向。     

跨国女商多重角色与主体性建构——中俄边境山西女商田野考察

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研究发现,跨国女性从商群体仍面临着性别和移民身份的双重劣势,甚至仍在以依附者身份迁移就业。作为行动者的山西女性商人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在市场与家庭之间寻找和利用各种有利于生存的结构与机遇来开展跨国商贸活动,从而实现从家庭妇女到老板娘再到女老板的个体成长与身份蜕变。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不仅为女性自身和所在家庭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还对整个移民群体及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华韩国人社会文化适应现状及其适应性策略研究——基于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社区的考察全文替换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跨洲际的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关于社会文化适应性及其策略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焦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及经贸往来不断深入,大量韩国人选择来华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中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韩国侨民聚居社区。当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发生持续性频繁接触时,客居的异文化群体便会面临社会文化适应性问题。本文以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社区为调查地,通过实地调查与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试图分析在华韩国人社会文化适应的困境及其适应性策略。     

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现状、反思与对策——以内蒙古达茂旗草原为例

草原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之一。我国政府为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分别于2011—2016年、2016—2020年在全国主要草原省区(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向维护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牧民予以生态补助奖励金。新形势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如何在现有实施成效基础上达到保护草原生态与维护牧民生产生活相平衡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以达茂旗草原为例,总结前两轮政策的实施成效,深度挖掘前两轮政策实施背后政府层面和牧民层面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第三轮政策的实施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族源“源”与“流”之争

吐谷浑与现代土族的族源联系在学术界尚存分歧,主要分歧点有以下几点:古代的吐谷浑人是否是现代土族的主体民族或族源来源之大部?历史上的吐谷浑国立国历经三百五十多年,吐谷浑国是否是以土族先祖为主体的部族国家?唐末,吐谷浑国被吐蕃灭亡之后吐谷浑人分散四处,甘青故地是否仍有吐谷浑人的遗留族群?上述的疑问,成为解决土族族源争论中的关键点.至于土族究竟与吐谷浑人、霍尔人抑或蒙古人是“源”还是“流”的关系?它们是直接的族源承接,还是仅仅就是间接的族体间的融合?上述的诸多疑惑需要学术界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如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尝试进行整合性研究,应该是将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