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的演化创新观

制度创新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础。后发优势的思想最早是由才学派演化经济学家凡勃伦所提出,与流行的技术后发优势观不同,他讨论的是落后国家在制度上不模仿发达国家,从而进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家区分了技术后发优势的两种机会窗口;追赶和跨越,他们认为,能否抓住这两种机会窗口,使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关键性地取决于技术能力的迅速累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创新。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路径与发达国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网络经济的兴起使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基于熵的水质综合评价的相似插值模型

准确的水质评价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相似理论建立评价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合理确定样本间的相似度.提出非等权距离系数法计算相似度,并用最大信息熵原理处理权重的随机性,建立了新的水质评价模型.结果说明,新模型评价精度高、实用简便,在系统综合评价中具有应用价值.     

动态多指标决策问题的投影寻踪模型

针对动态多指标决策中指标和时段的权重确定问题,提出了基于投影寻踪(PP)的理想点法新模型(PP-IPM模型)。该模型利用决策矩阵样本的内部信息,把方案的三维决策矩阵综合成一维投影值,投影值越大表示该方案越优,根据投影值的大小就可对各方案进行综合排序决策。建议用实码加速遗传算法进行PP-IPM的建模,简化了PP技术的实现过程,克服了目前PP技术计算过程复杂、编程实现困难的缺点。实例计算的结果说明,直接由决策矩阵样本数据驱动的PP-IPM模型用于动态多指标决策问题简便可行,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基于“前港后厂”模式的进口铁矿石采购物流成本优化

作为钢铁产量大国,国内铁矿石资源品位低、开采难度大、选矿成本高,需要大量进口国外优质铁矿石,导致钢铁企业采购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长期大批量远距离的铁矿石海运历史,促使了我国"港-钢"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本文基于"前港后厂"模式,构建了以船型、供应商和接卸港的选择为变量,以最小化铁矿石采购物流成本为目标的组合优化模型。运用免疫遗传算法和MATLAB进行求解与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前港后厂"模式较传统模式在优化采购物流系统上更优,为推行"前港后厂"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西方国家都容不下社会戾气

一股股暴戾之气正像幽灵一样在很多国家蔓延——有人为发泄不满采取的极端言行,居然在网络时代可以引来一些人的叫好甚至欢呼。在中东,有网民为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9月11日的抗议潮中被炸死拍手称快。在日本,变态的女网民把滥杀无辜者捧为型男,纷纷示爱。在美国,穆斯林无端承受着社会戾气带来的歧视。在欧洲,趁火打劫有时竟成正义之举。在中国,一些确有冤屈的人报复社会时采取的极端行为,也会得到某些人的赞许。这股不良社会风气产生的原因在促使各国政     

论当前国内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误解

现代货币理论已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思想浪潮，然而国内学界对它仍存在着多种误解。以下命题澄清了国内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六种误解：(1)现代货币理论不等于一种政策主张，而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2)现代货币理论不认为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支出，政府支出会面临资源、环境、生产能力、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多方面限制；(3)现代货币理论不等于总需求微调政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应当考虑经济的结构问题；(4)现代货币理论不主张废除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5)现代货币理论不等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概念是对货币金融系统的错误认识；(6)现代货币理论的三部门恒等式是一种核算关系，不代表一种因果联系。在现代货币理论传播中存在着两股相互对抗的历史趋势：一方面，重构财政政策的诉求推动了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持续关注；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主导的理论诠释生成了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误解。这两股历史趋势是误解长期存在的科学社会学根源。     

国有企业的新使命：核心技术创新的先锋队

在基础研究与产业界开发研究、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着一条私人部门难以克服的由融资真空带、产品销售困难等众多因素所导致的“死亡之谷”,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在跨越“死亡之谷”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国有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其他公共部门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将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国家的公共使命导向结合起来，直接从事创新活动，解决创新活动的成本、工程设计和规模经济等生产问题，直接面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等生存考验。因此，国有企业有条件、有义务并有能力担当核心技术创新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可以在解决我国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并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