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偶像的颠覆与思想的锐进——谭嗣同对湘军评判的心路曲线

湘军在晚清历史上声名显赫.作为湘系官宦子弟,谭嗣同最初对湘军有着一种朴素的认同感.他赞颂湘军的功业,崇仰湘军人物并以之作为偶像.但是,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谭嗣同开始打破偶像,对湘军及其人物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发生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谭嗣同放弃了他早年尊崇的"圣人之道",转向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湘军作为清廷维护其封建专制主义"私天下"的工具,自然遭到了谭嗣同的唾弃与痛恨.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学学派.其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的变迁

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紧密相关。周、张、二程和朱、陆等理学大师分别在南宋中期及宋末至明初等两个时期登上了祭坛,而明中叶及清中叶则分别兴起了对阳明和经学家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对儒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理学的成熟、理学的兴盛及异趋、王学的风行与乾嘉汉学的兴起等阶段的体现。     

“天人合一”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使民众对政权的认可转变为对统治者与天命之间的关系的认可.并且形成了双重性的认证方式:短期内,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宣称对天命的拥有;长期内,则通过俘获人心来证明不负天命.这种独特的认证方式衍生出古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法则:结果重于过程和以实力论英雄.这两大法则恶化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灾异谴告的模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的战乱、长时间的高压统治成为古代中国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