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使民众对政权的认可转变为对统治者与天命之间的关系的认可.并且形成了双重性的认证方式:短期内,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宣称对天命的拥有;长期内,则通过俘获人心来证明不负天命.这种独特的认证方式衍生出古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法则:结果重于过程和以实力论英雄.这两大法则恶化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灾异谴告的模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的战乱、长时间的高压统治成为古代中国的常态.     

陈确与张履祥《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陈确著有<大学辨>,并与同门张履祥就<大学>真伪论辩多年.探析他们论辩的具体过程及其学术趋向与观点差异,可以看出二人在清初学术转型之中,出于对师说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学术分歧.陈确趋向于陆王心学而其<大学辨>以考证方法解决义理问题,体现了清初学术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型;张履祥趋向于程朱理学而以躬行践履著称,其尊朱黜王思想对康熙朝理学有较大的影响.     

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历代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与促进

历代地方官员以各种方式支持书院、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一、他们主持或倡议书院的创建、修复工作;二、捐拨学田、钱款、书籍,保障书院正常运转;三、为书院作记、请额、请功,扩大书院影响;四、参与、过问书院日常管理,参加书院教学、祭祀活动。     

张载之学与《四书》

张载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非常重视与推崇,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从而使《四书》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     

荆公新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地位

新学学派遍注儒经 ,旁及佛道典籍 ,著作浩繁。其字句训释精当 ,重视阐发经典义理 ,提高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 ;对于汉唐旧注中的某些学说 ,他们予以摒弃 ,并在治经方法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其治学成就 ,超越前人 ,影响巨大。新学突破了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 ,奠定了义理之学的基础 ,是北宋学风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变为性命义理之学的标志 ,在宋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论苏氏蜀学的学派特征

苏氏蜀学由四川眉山苏洵（1909～1066）及其二子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7）创立。苏氏父子独标新帜,公开援佛道入儒,形成包括张耒、秦观、黄庭坚、补之等文人学士在内的蜀学学派,其特征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长于经史文学,理论思维薄弱。     

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张栻之学与《四书》

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