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历代地方官员支持书院发展的动机探析

中国古代书院虽然起源于民间,但在书院发展过程中,来自官方的力量却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与来自最高统治权力的政策导向有关,但与历代各级地方官员对书院的积极支持、促进无疑是分不开的。他们支持书院发展的动机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一、儒生本色与情感倾向;二、经世追求与救世情怀;三、职责意识或取悦邀宠的心理。     

试论戴震道德修养论的启蒙特色

戴震的道德修养论,在新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把道德修养视为扩充人性的决定环节,否定了理学家“复其初”的道德修养方向;在理欲统一的道德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智、仁、勇的道德修养目标,并据此提出了其“强恕”与“学”的修养方法,批判了理学修养论的禁欲主义倾向,呈现出初步的启蒙色彩     

新文科建设与国学学科发展

<正>欣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我谨代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由衷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成立以来,秉持“大国学”观念,温故知新,筚路蓝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宏伟指引下,紧跟时代发展需求,重视关怀时代需要,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已然成为了我国国学教育研究的先行者、国学学科建设的领航者、国学传播的佼佼者。     

谭嗣同消费思想的近代性及其现实意义

谭嗣同的消费思想一反中国传统“黜奢崇俭”的主流消费观,旗帜鲜明的主张“崇奢黜俭”,并将奢俭的范畴由消费领域引向生产领域,阐明崇奢黜俭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其用意即在为近代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建构新的理论。这一思想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强烈的近代性。其论证有破有立,大胆而新异,反映了作为维新志士的谭嗣同整体思想的锋锐与光芒。研究和探讨谭嗣同的消费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经济的健康顺利地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的启蒙意义

先秦以降的人性理论都对人性之私进行了否定与批判,宋明理学人性论更视私为邪恶,强调公私之辨。明清之际思想家则明确提出人性自私说,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肯定人性之私为出发点,对封建君主专制及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进行了批判。这种人性理论,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     

近年来《孝经》研究综述

自21世纪以来,对《孝经》的研究涉及到成书、版本、历代《孝经》之学、《孝经》思想等方面。希望以后的《孝经》研究不要过于局限于对其“孝道”思想的阐释和翻译上。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学术背景,才能对《孝经》思想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论李顒与颜元体用思想之差异

李与颜元基于各自对时代的认识提出了其实学主张。李强调明体适用,体用兼赅,却无法使体与用真正统一,仍表现出重体轻用的倾向;颜元强调实体实用,力图以用为基础来达到体用一致。与此相联系,二者所提出的为学方法也迥然有别。李以静坐与读书讲学作为其基本方法,而颜元则主张习动习行,事上历练,批判静坐与读书讲学的方法。李与颜元思想的这种差异,是二者在对待宋明理学问题上不同态度的反映     

青铜时代早期青海经济文化类型转变的动因

近年来,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多处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些极有研究价值的自然地层与文化层的叠压关系,随着环境考古研究的深入展开,越来越明确地揭示了发生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的一次环境变迁事件———洪水事件,它的到来导致青海地区以定居锄耕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齐家文化的衰落,促使了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的产生,并且洪水期的到来一度形成青海地区史前文化的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