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     

民族地区农业振兴的实践困境与经验启示——基于西藏B村的考察

民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推进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农业是根本。本文遵循经验研究路径,以西藏B村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将该村的农业发展现状和效益以及农业在乡村产业意义上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认为B村的农业实践困境有二：一是缺乏对现代农业和社会化农业的认识;二是内生性发展和外部市场乏力,制约了产业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内生性发展角度,力图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实现社会化农业、盘活乡村内外资源、培育乡村内生性力量、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来化解当前西藏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困境。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四

文章将笃补巴·西饶坚赞所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与相应的汉文译文进行对照、校读,指出其异同.这一部分内容引用佛教经、论很多,笃补巴通过这些印度佛教的经、论来进一步论证觉囊派他空见教义的活水源头.     

Google与Sun联手对抗微软

有朝一日,Google-Sun联盟将击破微软公司对个人电脑业的控制。这是微软公司许多敌人日夜期盼的良机。2005年10月4日,微软公司当前的劲敌、也许迄今为止最危险的敌手Google公司,同去年还是它凶猛对手的太阳微系统公司走到了一起。两家公司尽管预期很高,但还是同意只进行适度的软件捆绑交易,太阳公司打算向其客户提供Google的某些技术。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一

笃补巴·西饶坚赞所著《山法了义海论》分体、道、果三编,每编中引用了大量的佛教经论来论证觉囊派的根本教义"他空见",以此实证"他空见"的经典性和正统性。文章将这部经典"三编"中所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用相应的汉文译文对照校勘,以此试图勾勒出藏汉佛教经论译文的特点及各自的译文风格。     

论清代“环湖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公元16世纪上半叶,大批蒙古族靠武力占据了环青海湖地区的肥沃牧场,而世居当地的藏族各部落被迫渡黄河南迁.19世纪中叶,藏族抓住青海蒙古族日趋衰落、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导致满清政府无暇顾及青海的有利契机,率众北渡黄河,从而形成了青海今天的蒙藏民族分布格局.本文结合汉藏史书文献,探计了"环湖八族"形成的历史背景.     

李达的现代化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李达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启动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以经济现代化为核心,涵盖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李达的现代化思想体现了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向往和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思想伴随着李达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懈追求的全过程。     

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述略

吐蕃王朝时期,王室因政治斗争和丰富文化的需要而引进佛教.在王室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引进佛教的第一项事业便是翻译佛经,因此佛经翻译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纵观吐蕃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就这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     

挂词、对与隐喻：双关语的比较诗学

近20年左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趣中心无疑由对一般性(gene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追索转向了对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性(difference)的重视。这也难怪,因为过去试图建立一种一般理论的努力,特别是在文学领域的此种努力,鲜有重视欧美“中心”之外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形式,也许斯拉夫地区,有时也包括了印度地区的文学、文化可以算是例外。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