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规模农业是否规模效益

当前,力主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主张,一个认识前提是,只有规模农业才能产生规模效益。若从劳动生产率来讲,规模农业因为更适宜于机械化大生产,可能有更高的劳动主产率。但在中国仍然有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近3亿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衡量规模效益的关键指标不应是劳动生产率而应是土地产出率。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地区，规模经营的粮食单产都远低于小农，原因是，小农生产是精耕细作，小农可以灵活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而规模农业却很难做到灵活精细的农业生产管理。     

宅基地退出不能操之过急

最近几年,农村宅基地突然大热,其中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村宅基地具有越来越高的价值,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二是将农民宅基地退出复垦为耕地,就可能在保持耕地总面积不下降的情况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即使退出一半,就足够未来20年城市扩展所需建设用地.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用地具有巨大增值收益,农民就可能从中获取不菲的财产性收入.     

就地权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性,有2种不同态度,笔者著作《地权的逻辑》在基本肯定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进行了批评。针对《地权的逻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肯定立场,作为激进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代表人物的周其仁教授提出了反批评。本文是对周其仁教授反批评的回应。回应主要集中在农民土地权利悖论、农村征地制度合理性、建设用地价值来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     

农民进城不可“激进”

中国城市化道路有两种不同选择,一是积极的甚至激进的城市化道路,这个道路的显著特点是通过政策设计,鼓励推动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二是稳健的城市化道路,这个道路的特点是让农民进城成为一个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过程,让进城成为农民理性冷静计算和决策的结果,让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又可以返乡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越来越少,进城越来越容易,同时,农民又可以自由返乡。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既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以备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民失业所引发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蔓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总体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时期,农村将保持数以亿计的小农户,这些小农户的典型特点是由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重点是要为老人农业提供服务,也要以老人农业为基础。经过长期建设,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点,也就进入更高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这个时候老人农业开始让位于以职业农民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分阶段进行,千万不可急于求成。     

三农政策的重点是农民问题

最近十多年来,得益于中央向农村的大量财政转移支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因为上级政策力度大,所有政策都要到基层落地,基层干部也因此变得日益繁忙.总体来讲,农村仍然保持了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农业也保证了14亿中国人民的吃饱穿暖,充分发挥了农业基础地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