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宋时期绍兴城的发展与演变

南宋时期,绍兴城走向繁荣,其发展形态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随着城市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传统坊市分离格局全面瓦解,街区建设日益完备;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兴盛,引发都市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的相应变动.与此相联系,市政管理趋于专门化和系统化,社会保障事业逐渐兴起.绍兴城的发展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宋代城市转型的一个缩影.     

略论吕祖谦的民本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主张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阐发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思想,"勤政为民,加惠百姓"的爱民思想和"取民有制,富民强国"的裕民思想等。吕祖谦的民本思想具有显著的特征和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唐长孺教授

唐长孺教授,江苏省吴江县人,1911年生,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在多所中学任教。1940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讲师。1942年,受聘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副教授。1944年,又应聘到当时迁到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任副教授,1946年晋升为教授。解放后,继续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获湖北省模范教师称号,近几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祅教

河西走廊,自古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也是古代中国去往西方的通道。自两汉张骞、班超通四域后,随着使臣的往还,商胡兴贩不断东来,长安、洛阳等内地城市固然有之;河西五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等郡亦有不少中亚胡人在活动。对于商胡在中国各地的活动及火祅教在各地的传播,前贤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证,近年又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本文仅就魏晋至隋唐期间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地区胡人的聚居和特点以及火祅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问题,作些补充性的探讨。     

论陈亮的商业思想

论陈亮的商业思想方如金，陈国灿陈亮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自少即有“驱驰四方之志”［１］，及长则更以兴国强国为己任。看到当时国家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他忧心如焚，以一介书生先后五次上书宋孝宗，呼吁南宋统治者放弃苟且偷安的想法，发愤图强，重振...     

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

历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故其功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精神性、中介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文化性功能.它首先表现为文化形态,即由史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人类文化意识领域所具有潜在作用与影响,包括促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进行人类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增殖,提供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双向思维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化为社会表现形态,即史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具体作用.在史学功能由文化形态向社会表现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史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史学受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变异现象.     

论宋代城市流浪人员的官方救助

入宋以后,随着城市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流浪人员问题日益突出,宋朝官方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救助体制。其救助内容及方式主要有济和养两方面,前者重在饥寒、养病等方面的救济,后者则是集中收容和济养。从实际情况来看,宋廷颁布的相关政策与条令在北宋中后期实施效果相对较好,南渡后逐渐流于形式;地方自主性救助在南宋时日显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缺乏稳定性等局限。宋朝官方对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的制度化趋向,既反映了城市发展和转型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某种初步尝试。     

古代越族若干问题新探

结合有关越族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结论。认为“越”、“于越”之称均来自中原华夏族,而非源于越族本身。春秋后期,越族的活动区域北至今江苏北部,西至安徽中南部和江西东北部,南至浙江西南部,东至大海;战国前期,扩大到今山东南部和福建中部;到战国中后期,进而向南迁徙至今广东东部一带。     

古丝路上的国际商城——高昌“末胡营”考

本文考证了吐鲁番新出"末胡营"文书属高昌王国早期王室文书,"末胡营"是专供商胡居住和交易的市场,它是古丝路上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城,也是西域商胡进行祆教活动的场所,其遗址就在高昌故城东北面的巴达木村。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