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团圆”--与郝亦民同志商榷

读毕郝亦民《“大团圆”新论》一文(《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受益之余也想提出几点难解之疑,以便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一、“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吗?郝文认为“大团圆心理恰恰表明了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并借赵树理之语和盘托出了“外国人不懂团圆”,“团圆是中国的规律”这一观     

“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

作为50年代留给80年代的美学遗产,“实践美学”在90年代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以至于形成了大约4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称之为“捍卫实践美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实践美学”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存在着所谓“注重群体而忽视个体”、“注重理性而忽视感性”、“注重历史的沿袭而忽视文化的突破”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也不像一些论者所倡言的那样,存在着整体超越的可能性;更不像有些学者所忧虑的那样,其命题本身即缺乏分析哲学的严格批判,因而是所谓过时了的“伪命题”.相反、他们认为“实践美学”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二种意见,可称之为“改造实践美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实践美学”确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其价值和前景必须通过重要的修正与改造而重新获得.也就是     

唐代美学主潮在诗文理论中的体现

唐代美学主潮,表现为审美理想的发展与嬗变。所谓“发展”,是指它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所一向追求的壮美理想(阳刚之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所谓“嬗变”,是指它将这一发展到了极至的壮美理想及时转变为一种新的优美理想(阴柔之美),从而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思考和艺术追求开辟了新的途径。把握住审美理想这一发展与嬗变的过程,便是把握住了唐代美学主潮,便是把握住了这一时代的美学思考与艺术实践在整个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     

试论指导性计划

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既集中统一又灵活多样,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形式。指令性计划是计划济的主要标志,指导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本文就指导性计划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一、实行指导性计划的客观经济基础指导性计划是国家下达指导性指标,主要运用经济杠杆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来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种计划管理形式。我国实行指导性谋划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     

《易经》:作为儒、道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

从"--"、"--"二爻象征男女生殖器这一基本的表意单位出发,《易经》将世间的万事万物统统视为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用这种观点来揭示宇宙和人生的奥秘.这种卜筮思想不仅为以后的儒、道两家分别站在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不同的立场上进行哲学阐释奠定了基础,而且导致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不同选择.     

“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种有别于世俗政权的文化权力,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命脉需要获得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合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教皇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     

既追求对立又追求和谐的现代美

在古代和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审美理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然而在总的趋势和总的性质上则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到了现代,由于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在近代对立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不和谐的因素,从而将“崇高”的理想完全推向了“丑”;中国则企图扬弃近代对立原则中的矛盾因素,从而重新强调和谐,以期由“崇高”的理想向“美”回归。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对中西现代的审美理想按照两个标题加以分别论述。     

西方音乐的数学式探索与形而上诉求

自毕达哥拉斯开始,西方人便发现了音响背后的数量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掌握而制造乐音。于是,在可被感知的音乐背后,发现一种可被计算的数量关系,进而获得超验主宰的形而上意蕴,便成为无数西方音乐家的共同追求。然而,正像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哲学、理性哲学到非理性哲学的过程一样,数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认识有理数到理解无理数再到利用无理数的过程,音乐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和谐到利用不和谐再到肯定不和谐的过程。如果说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西方的音乐家们都在竭尽全力地寻找着音乐背后的数理逻辑,并通过这一逻辑的运用而企及上帝的和谐或理性的本体,那么从浪漫主义到印象派,西方的音乐家们则是在将和谐的技法运用圆熟之后,转而利用不和谐的音响来补充和谐的内容,从而使音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具有个性,而20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家则企图全面颠覆传统的理性法则和数学逻辑,标新立异地创作着无调性、没旋律、不和谐的音乐。     

论艺术表现的形式与情感特点

艺术的目的是要表达情感,而艺术的情感又不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所能够穷尽的,恰恰相反,具体的感性形式往往能够承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内容。于是,"形式"与"情感"便成为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形式"与"情感"犹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又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建立在人生经验的基础之上。这种"准符号"的特点既为艺术作品的理解造成了多义性、模糊性的麻烦,又为艺术作品的欣赏提供了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可能。